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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始，拉開了經濟飛速發展之下城市大規模建設的序幕。當時的中國城市不光保留著大量的歷史建筑以及改革開放前的建設遺存，并且還相當完整地展現著一種持續發展的軌跡，讓外人可以比較直觀地觀察和理解這個國家一脈相承地對某些價值觀的認識。而現在，經過了三十多年對祖先生活空間的改造，中國城市的面貌已徹底改變，并且這種改造的速度和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對萬有引力的勝利和追求權力的意志都呈現出看得見的形狀”，尼采說得不錯，“建筑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

權力對建筑的干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的持續改造，到目前為止傳統中國城市的方格網體系已被打破，城市的街道變成了機動車行駛的大馬路，城市新區被開發，城市不斷擴大，尺度宜人的小型建筑被高樓大廈所取代。直到傳統城市被破壞殆盡時，人們才發現歷史建筑的商業和文化價值，於是開始了遺產的保護。然而，在這樣的大變化背景下，有一種認識及其表現卻從未改變過，那就是歷史悠久的對權力的崇拜以及通過建筑來表達權力的欲望。

　　權力對城市或建筑的干預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權力的擁有者對城市建設的直接干預，比如重要建筑項目的設計方案必須等待最高行政長官的最后決策，許多官員甚至直接參與建筑設計，不少官員因為領導城市建設有功而被提拔，於是到了新的崗位繼續越位直接干預城市建設2二是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帶有社會學含義的政治理念的普遍影響下，建筑設計師以及社會輿論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展示權力的形式語言。建筑師的選擇也許源自贏得設計合同的動機，但社會輿論的普遍認同則反映出一個民族長期以來的政治文化傳統以及缺乏反思與批判的性格。

　　長期關注中國城市發展的德國社會學者哈森普魯格教授從一個歐洲人的視角觀察、分析道：“中國的規劃師不得不過多地聽從政府官員的意見……顯然是由於帝王統治時代的影響，中國現在還延續著這樣的傳統——無論廣場還是公共建筑，無論是大型項目還是細節問題，都有統治者插手。對形式上的熱衷總是優先於老百姓的要求，例如廣場要規模宏大，建筑材料要昂貴，力求轟動效應，簡單的說就是要體現出中國的現代化、國際化的一面。而普通城市居民‘小’的、日常的要求則被忽略了。”

建筑對權力的反映

　　中國古代的城市是封建專制與集權文化的寫照，城市的結構清楚地反映著封建帝王管理國家(城市)的理念。歷史上，各個朝代的都城及府城，它們原則上都是在皇帝或王公貴族的親自策劃下一次性規劃和建設成功的。規整的城市道路網格、封閉獨立的城市單元、權力建筑的大尺度，以及對稱的建筑形式……城市規劃建設中這些共同的特征，反映出了帝王管理國家的理想和手段。規整的網格代表理性，是秩序和等級的體現2超大尺寸的建筑樹立了權力擁有者的威嚴2水平展開的建筑物與對稱的特點則一方面強化城市的秩序，同時將社會秩序的理想落實到人間。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傳統建筑中的大屋頂形式，它延續了整個中國的古代歷史，一直被視作典范從未改變。這種大屋頂形式與中國古代官員的官帽有著形式上、心理上的關聯，是權力的象征，因此直到今天它還被中國人以不同方式模仿并延續著。

權力展示的新面貌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城市雖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國人對於權力的敬畏之心沒變。我們終於“擺脫了”傳統城市的束縛，我們改造了舊城，建設了新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城市已沒有了歷史的痕跡，但前面分析過的中國傳統城市有關權力展示的五個特征正以新的面貌出現并頑強地生存著。

　　首先，城市建設始終離不開軸線的引導，它既是一種空間組織策略，同時也為當代的改革開放樹立信心。特別是在城市新區建設中，軸線成了萬能的工具。上海浦東的世紀大道也成了這種追求的犧牲品，它展示著政府開發浦東的決心，但它也帶來了整個陸家嘴地區交通的混亂。有趣的是，軸線一直是中國城市的傳統，而在西方，一直到巴洛克時期，當歐洲社會再次從多元走向集權的時候才開始流行起來，國人熟悉的巴黎香榭麗舍大道都是受巴洛克影響的產物。

　　其次，如火如荼的巨型廣場建設熱潮引人注目。以天安門廣場為樣板，大小城市都完成了其中央廣場的建設任務，而且都千篇一律地強調著大、空、對稱，強化著其作為政府大樓的空間展示職能。可以納入建設“光榮榜”的如上海人民廣場、上海浦東新區的世紀廣場、長春文化廣場、大連人民廣場、大連星海廣場、重慶人民廣場、深圳龍城廣場、江陰市政廣場、濟南泉城廣場、杭州江濱城市廣場、德州市中心廣場、青島五四廣場……中國廣場的平均面積為10公頃(如果僅選擇城市行政廣場，這一數字肯定翻倍)，歐洲的僅為1.5公頃，這說明了中國人在城市建設上的揮霍。難怪中央政府多次下令要求控制政府樓臺館所的建設規模，但卻屢禁不止，其中追求舒適與奢華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折射出權力擁有者的展示欲。此外，中國當代城市廣場還體現了三大特征，即儀式性、儀式性與休閑性的矛盾以及功能的單一性，從中可以看出，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沒有在城市建設的關鍵部位體現出來。

　　再則，以政府辦公樓為代表的公共建筑，形式上依舊注重對權力的展示。其實西方的權力建筑也并非形式統一，隻有在古希臘、中世紀以及現代社會，歐洲人才選用了不對稱的建筑形式，以表達社會生活的多元特征，而在權力集中的專制主義時期，以巴黎的眾多王宮為例，則更多地選用嚴格對稱的建筑。因此，我們今天才可以驚嘆凡爾賽宮以及盧浮宮的奢華。在中國，建筑形式盡管到了當代受到建造技術變革的巨大影響，我們不再建造大屋頂了，但建筑頂部的收頭造型和底部的基座仍然是不能放棄的選擇，因為它們是權力的象征，而建筑立面的對稱處理以及橫向展開的布局方式，則是強化上述特征的有效手段。中國人習慣於具象的思維，傳統符號元素經常可以在建筑中出現，許多政府大樓的平面圖與古典的官帽官椅常常極其相似。

　　當代中國的城市建設現象折射出當今中國社會從封閉、集權走向自由、開放的艱難轉型。一方面是帝王時代權力敬崇的深深印跡，另一方面是商業社會的金錢威力。這兩種因素控制著城市建設的主流。顯然，當代中國城市建設與現代社會應該倡導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擦肩而過。在權力敬仰與金錢動力之間，人性化的城市才是意義所在，這將是下一階段中國城市建設中必須重新審視的課題。

　　引用海默在《中國城市批判》的話來說，“中國在城市建設上到底缺少什麼?是專家還是資金?是規劃還是決策?什麼都不缺，最缺的是強大有力的民主法制機制，最缺的是對人類和自然的尊重。”

(作者為同濟大學建筑系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