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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建筑公司中的女性數量正在下降，許多城市規劃專家對“男性占主導地位規劃和建筑世界”非常擔心。如果由女性設計，城市將是什么樣子？

認為婦女沒有宏偉構思的才能是錯誤的

　　建筑師菲奧納-斯科特（Fiona Scott）說：“我討厭陳規陋習。男性建筑師往往是相當敏感的、有美術才能的人，并且認為由女性建筑師設計的建筑物——更富于曲線美的、有觸覺感的或色彩斑斕的是不好的。但我不認為許多婦女有那樣的想法：我設計的理想項目應當是一個大塊頭。”

　　菲奧納-斯科特是著名的戈特-斯科特建筑事務所（Gort Scott）的負責人之一。她目前正在休息產假，但同意在東倫敦的一家咖啡廳接受我的采訪，談談性別是否影響她的工作。她講述了目前在工作的女性建筑師和那些已經退休或接近退休的建筑師之間的代溝，她們中有一些人感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2013年的一次請愿嘗試，未能使女性建筑師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成為追加的獲獎者。她的丈夫及商業合作伙伴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獲得1991年普利茲克獎（Pritzker），但這個獎勵僅僅授予羅伯特-文丘里一人。

　菲奧納-斯科特說，關于婦女不可完全信任的說法不是少見的。但這些天有女性的優勢。我一直認為在這個領域的婦女有一種好處。因為你要引起注意不須做很多事情。并且，如果你的構想有好的地方，那么，人們就想聽聽你的意見。

　　菲奧納-斯科特說：“認為婦女沒有進行宏偉構思的才能是錯誤的。”——即使那樣的構想經常與嚴重的自負有關。她提到了巴西現代主義建筑師麗娜-博-巴爾迪（Lina Bo Bardi）。最近在巴西和意大利慶祝了麗娜-博-巴爾迪誕生100周年。她還提到了多個獎項獲得者謝麗-麥克納馬拉（Shelley McNamara）。

　　但是，菲奧納-斯科特承認，盡管她對建筑非常感興趣，在她的職業生涯的早期，他是在與困難拼搏。她去參加社交活動，與許多人交談，累得精疲力竭。

　　她說：“你發現自己感到沒有話說。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如果人們不聽你說，你的信心就會降低。我真的想要一個女導師，，我知道我需要整理我的思想，我花了幾年的時間思考了很多東西。”

　　在討論如果婦女建設城市會怎樣不同時，（或至少在怎樣建筑或改建城市有更多的發言權時）首先是觀察在目前的情況，在全世界的情況，甚至觀察一些國家，那里的婦女有很高的地位，但那里開發城市的重要決定由男性決定。

　也有富于靈感的女建筑師，規劃師和城市的政治家，而簡-雅各布（Jane Jacobs）的書《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也許是最著名的一篇有關城市設計的文獻。

　　但是，全世界的建筑-環境專業——特別是它們的最高層次，仍然是男性占主導地位，超過其他領域，如教育或健康領域。

　　在英國，在我研究了這篇文章。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2009年和2011年之間，在建筑公司工作的女性數量從占員工的28%下降到21%。

　　城鄉規劃協會主管凱特-亨德森（Kate Henderson）在接受采訪時說：“建筑業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男性主導的產業”。

　　在一次城市規劃專家的網上聚會上，環境工程師莎拉-貝爾（Sarah Bell）對本記者說：“關于我們的情況是，在我們上大學之前，我們實際上并沒有意識到我們打算學物理。”

　　換句話說，她在女子學校的教師沒有提醒她，她可能是唯一的學物理的女孩。目前只有14%的英國工程與技術專業的學生是女性，而只有7%的女性工程師。這就使英國成為歐洲的上述方面的女性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

　　顯然，在個人層面，這樣的失衡問題更突出。在男性主導的工作環境，女人可能會覺得孤立；在男性老板按照他們想象雇用和提拔員工時，女性可能面臨歧視。

承認女性建筑師與男性的差異

　　但在宏觀層面上如何呢？缺乏女性，對建筑師、開發商和規劃者的工作有大的影響嗎？如果更多的女性來做設計工作，新的房屋，街道和辦公樓的外觀或感覺有任何不同嗎？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溫迪-戴維斯（Wendy Davis）是“女子設計服務公司”（Womens Design Service）的創始人之一。這個機構是第一批女性建筑—環境團體。在70年代溫迪-戴維斯是倫敦的建筑系學生，戴維斯說，她和其他人是“提出附帶學習這個課程的”。

　　你必須把你的設計方案貼在墻上，并且每個人都要這樣做。這是非常積極的，女性全都參加，并且強調合作。

　　建筑專業的男子漢風格，促使這些婦女團結在一起，但她們做了有實質的工作。戴維斯說：“似乎沒有人看出設計上有任何性別問題。”

　　戴維斯說：“糾纏我的一件事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理念——每一個人都應當按一個人的尺度工作。實際上，這種觀念不好爭辯。但他用來顯示這種工作的數據是6英尺高！一般而言，婦女較矮小，那么兒童呢？”
　　
　　“女子設計服務公司”向需要的團體提供咨詢——包括草圖和設計方案，并且提倡有更多的家庭氛圍的的空間，包括給孩子換尿布的地方和便于輪椅通過的斜坡。它還開拓關于婦女的安全的研究，并且發行了一種小冊子——《婦女方便處》（At Women’ s Convenience）——談有關公共衛生間的問題。

　　雖然這項工作很重要——女性廁所排長隊仍然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年青一代的建成環境的女權主義者都渴望表明他們已經在采取行動。菲奧納-斯科特說，太多的重點放在性別歧視上，這些天感覺“不酷”。

　　建筑師凱瑟琳-格雷格（Catherine Greig），曾經從“女子設計服務公司”租用一個書桌的空間。她現在管理設計工作室。她說：“我不斷思考，如何超過解決洗手間問題的水平！”

　　凱瑟琳-格雷格說：“我們的事務所的前提是以人為中心。我考慮了性別、種族、社會經濟背景、年齡等問題。有很多群體變得邊緣化。我認為年青人有與我們大多數人不同的城市體驗。”

　　她說：“所有這些平行生活在繼續，而且感覺從一個特定角度的東西是相反的。即使城市是被女建筑師設計的，她們仍然會是一個很狹隘的團體。”

　　一些女性，例如凱瑟琳-格雷格和菲奧納-斯科特與青年的一代一致的地方，就是明白他們是有數量優勢的。并且在男子與女子工作的差異問題上有一種信念。

　　凱瑟琳-格雷格說：“如果我說我不知道性別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差異，我是在撒謊。甚至當你在學習和培訓的時候同，你就認識到，這個領域確實是男性的天下！我作為一個職業建筑師全部自我聯系，是與我是一個少數派的認識聯系在一起的。”

　　了解關于20世紀70年代女權冒險樂園活動——當時的活動分子為青少年的游樂場地奮斗，是凱瑟琳-格雷格了解“每個人怎樣參與思考怎樣打造城市”的出發點。

　　當然，有在利潤率方面婦女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感興趣的專業。這些婦女認為她們往往比男同事更務實，有更多的協作方式做出決策，并且能更好地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

　　部分原因是生理上的差異：女性身材較矮小；要生育小孩和哺乳孩子；在天黑之后有不安全感。

　　女性在建筑專業上處于邊緣化的狀況，也加重了她們像某些弱勢群體的意識。這些弱勢群體有小孩、老人或殘疾人。

　　規劃師利亞納-哈特利（Liane Hartley）是女性網站“城市規劃專家”（Urbanistas）的共同創立者，并且在經營社會企業Mend公司。她說：“非常敏感可能是女性的另一個弱點。就是考慮問題非常細致。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他們不將城市讓婦女設計會有不同嗎？”

　　她說，我不認為有許多女性認為，“噢，我的理想的項目將是一幢巨大的樓房。”

　　那么，這樣一個城市將是什么樣子，它存在嗎？

設計對女權主義或弱勢群體友好的城市

　　我在倫敦北區的一幢寓所里，會見了城市人類學家卡羅琳-摩斯（Caroline Moser）。摩斯現年70歲，是在倫敦大學發展規劃系從性別的角度研究規劃的先驅，并且在拉丁美洲貧民窟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

　　她的腳傷正在痊愈過程中，但她同意與我一同散步，讓我看看不同性別風格的城市設計是什么樣子，以及規劃師和建筑師更例行公事地考慮問題，我可能會看到什么。

　　摩斯說：“這是建成環境的對照，但也是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女性的最不可思議的空間。”當時，我們正走過漢普特西斯公園（Hampstead Heath），走過公共網球場和幼兒樂園，走向一個深受老年人喜歡的咖啡廳。

　　女性游泳池就在附近，她說，這是“承認婦女需要自己的空間的證據”。

　　卡羅琳-摩斯認為建筑事務所應對實際的性別需求加以區別，例如未成年人或洗手間需要的高腳椅子，以及重要的設施——例如政治性的設施或婦女娛樂設施。

　　她說：“你必須明確地表現婦女的團體作用，”并且強調，建成環境不僅意味著建筑和公共空間，而且意味著“其中之人的生活方式”。

　　倫敦的這種樹木繁茂的和豪華的角落，似乎遠離我們大多數人所說的城市發展。但多用途的公共空間，例如這些——為所有年齡和收入的人——特別是婦女和兒童，提供了資源。這是卡羅琳-摩斯設想的城市概念。

　　美國城市規劃專家德洛麗絲-海登（Dolores Hayden）在她的 1980年的文章《沒有性別歧視的城市將是什么樣子》（What Would a Non-sexist City Be Like）里，說這樣的城市“將是超越傳統定義的家庭、街區和工作場所”的地方。
　　
　　從那時起，其他的人接受了這個觀念：對婦女有利的城市將是在家庭之間的分隔更寬松的，并且工作不那么死板，以致使家庭工作被看作一種生產活動，對兒童、老人和殘疾人的照應不與經濟生活分離。

　　在任何情況下，這樣的分隔往往是人為的，在發展中世界的城市里從事經濟活動的婦女，經常被忽視。

　　女權主義者不是，并且從來不是唯一的要求從根本上改變了城市環境的情況人。圣保羅的最近批準的“戰略計劃”，受到許多人支持，這是一種將有更多的人參與城市發展的決策，和有合理的設計過程的模式，

　　但專家，例如城市規劃師亞斯米納-比比賈（yasminah beebeejaun）強調，規劃的“性別政治”長期被淡化。她指出，例如，由于跨黨派的支持，“花園城市運動”將在英國復蘇，這曾經是移動婦女走出城市中心的做法的一部分。由于道德上有疑問，這種做法在20世紀初引起關注。因為男子將乘通勤車上班。

　　她補充說，我們都被教導去追求有私家花園的單一家庭住宅。這種住房比公寓需要更多的維護，更可能導致有不愛出門的主婦的養家模式的家庭。

　　卡倫-利維（Caren Levy）指出，在在世界的許多地方，由于容易被騷擾，婦女甚至不能出門。卡倫-利維曾經為卡羅琳-摩斯工作，現在是倫敦大學的一名教授。卡倫-利維研究公共交通——這個政策制定者高度關注的一個領域。這個領域有令人恐怖的犯罪——例如2012年在德里的公共汽車上發生的幫派謀殺案。

　　但是盡管有這樣的悲劇，他們提供的情況證明，在制定戰略性的交通規劃時，女性必須納入考慮。利維說，性別問題仍然在政策辯論的邊緣，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如果你不首先談論人的問題，并且有受技術官員影響的規劃基礎，談論性別的問題是很難的。”

　　這些專家對這個問題——“對女權主義或弱勢群體友好的城市存在嗎？”的回答是否定的。這樣的地方可能在決策的過程中。在很多地方是沒有這樣的設施的。

　　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城市已經在構想和建設這些婦女的規劃者希望的設施。在世界上還沒有婦女，和其他人分享性別規劃目標，沒有一個城市更新項目獲得需要的政治權力或獲得資本。

　　如果這聽起來像是烏托邦，并且距離緊迫問題一百萬英里。這些問題是負擔不起購房屋的錢和無家可歸的人增加；工作場所托兒所缺乏的思考；關于在公共場所哺乳的問題的持續爭論；或擔心到女性在公路上騎自行車，更容易在交通事故中喪生或受傷。

　　這些問題顯示了建成環境的公眾討論的更有成效的方向。而不是最近發生的扎哈-哈迪德設計的卡塔爾世界杯體育場類似陰道引起的爭論，或我們考慮最新的摩天樓是什么樣子。設計是一個女權問題。還有另外一個驚喜。


圖片說明：

1、扎哈-哈迪德設計的，位于阿塞拜疆巴庫的阿利耶夫文化中心（Heydar Aliyev Center）。

2、巴西圣保羅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由麗娜-博-巴爾迪和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設計。

3、由羅伯特-文丘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建筑事務所設計的國家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擴建項目。文丘里在1991單獨獲得普利茲克獎。

4、在倫敦北區的漢普特西斯（Hampstead Heath）婦女在女性游泳池里游泳。

5、簡-雅各布（Jane Jacobs）的書《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也許是最著名的一部有關城市設計書籍。

6、巴西建筑師麗娜-博-巴爾迪（Lina Bo Bardi，1914-1992）攝于1938年的照片。2014年是她誕生100周年。

7、扎哈-哈迪德為卡塔爾2022年足球世界杯比賽設計的瓦克拉體育場（Al-Wakr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