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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您的建筑中你會強調使用本地的材料和建造方法嗎？莫拉：確實是這樣的，但是基于很多條件的制約，要這樣做比較困難：手工修建成本會高出不少。一套定做的服裝要比現成的衣服貴出許多。在選擇樹種的時候我們也會遵循一些規則：景觀建筑師和園藝設計師通常都會盡量使用本地植物和樹種，因為他們能更好地適應當地的環境：比如濕度條件、土壤類型、酸性、風況等等。在建筑領域也有類似的規則。比如存在物流運輸的問題；知識結構的問題。原則上，本地建造者會做得更好，因為他們懂得如何運用他們那里的傳統材料。一些本地產品的價格比進口貨更貴。在葡萄牙，西班牙進口的桔子要比本國產的便宜。我不是說這就是件壞事。因為事情本身就是這樣的。從中國進口的石頭也比波爾圖的石頭便宜。

記者：那么您反對全球化嗎？
莫拉：是的，我就是反對。因為本地的傳統必須得到尊重，所以反全球化，匹夫有責。誠然全球化有其優勢，比如通訊和速度，但是當這種影響擴散到建筑領域，我可不認為全球化能夠扮演這么重要的角色。在電影《玩樂時間》（“Playtime”）里，雅克-塔蒂（Jacques Tati）造訪一家旅行社，看見墻上懸掛著悉尼、紐約和其他地方的海報——并且同樣的建筑出現在每一張海報上。在厄瓜多爾和莫斯科修建同樣的玻璃外墻摩天大樓是無可救藥的愚蠢行為。因為氣候是不同的，風俗是相迥的。今天有個詞很少被用在建筑領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類行為——媚俗藝術（Kitsch），而我們應該奉為圭臬的是：恰到好處（Appropriateness）。任何事物必須遵循這個規則。

記者：對全球化的抵抗妨礙到了您的事業發展嗎？
莫拉：可以這樣說，本地材料的接受度在布爾喬亞（資產階級）階層比在整個社會更高。不過應該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你堅信這種局面會改變嗎？
莫拉：我是這樣認為的。但這意味著整個社會必須改變——并且這不容易實現，因為我們沒有身處一個革命時代。我們絕不能忘記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萬事利為先。替代能源行業之所以尚不能興盛是因為有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在支撐著石油生產。

記者：在我們從現代消費主義轉向執行可持續性消費標準之前會出現巨大的危機嗎？
莫拉：危機早已出現——西方社會的危機。人們不常談起這個問題，但是當遭遇來自于特別是像中國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這樣的亞洲國家的挑戰之后，他們開始重視這個問題。這些新興國家都是高污染制造者。

記者：在這些國家勞動力要便宜些。
莫拉：是啊。過去葡萄牙工業集中在紡織和電子元器件制造領域就是因為勞動力便宜而且供應充足。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現在葡萄牙進口勞動力。建筑工地忙碌的都是烏克蘭勞工的身影。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角度看，較低的勞動力價格不是可持續性的，但這又是個我們今天身處的社會的一個政治問題，其本身就不是可持續性的。

我是持批評的態度，但我并不悲觀。比如，人類建筑本身的改變并不大，盡管今天它的樣貌已經和過去大相徑庭了。從它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萌芽期到今天，房屋的概念并未明顯演進。你可以更換原材料，加上會移除玻璃，但是最終房屋對于最重要的社會單位——家庭來說仍舊是衣物的第二層的一種（原文如此）。家庭的等級制度和組織體系并沒有隨時間推移而發生巨大變化，房屋也是如此。總有些事物迄今未被改變也將不會被改變。

記者：比如？
莫拉：比如石頭墻。石頭既是一種傳統又是一種最現代的建筑材料。如果具備相當的厚度，石頭墻可以是結構性的；其具有的熱質量（Thermal mass）可使其在寒冷和炎熱的季節都能起到隔熱作用，它還能提供良好的實體保護。如今人們不再修建石頭墻僅僅是因為它們太昂貴。石頭昂貴是因為難以獲取。我不明白為什么人們不直接走到采石場然后把石頭劈成石板就行了。我也沒弄懂為什么人們不用激光來切石頭。激光可以用來做整形手術和切割鋼材。也許是業界不感興趣因為利潤太薄了。

記者：在布拉加體育場的兩端呈現的是花崗巖山體的延伸。您想藉此表現什么？
莫拉：這種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的并列所表達的是體育場的氣質。運動場由懸空的頂棚覆蓋。懸吊鋼索有220米長并能夠承受極大的拉伸負荷。鋼索固定在場地兩邊的建筑結構中的一組混凝土柱上。這些柱子向外傾斜以抵抗鋼索的拉力。但這還不夠。為了抵消這樣的力量，柱子還必須錨定在其地基下的巖石上。所以連接柱子的頂棚其實是和地基下的石頭相連的。最終可以說是整個山體在支撐頂棚。這種兩者間的遭遇，這種自然和人造之物的交匯點是我認為最有意思的方面。你可以見證鋼索的拉伸，也可以感受混泥土在極力抵抗這種力量并將負載傳遞給巖石。人造的結構依賴與天然巖石獲得其穩定性和補充。這樣體育場的東南面以山體的巖石立面來取代通常設計中的觀眾坐席恰恰傳達出這樣的信息——這個體育場的存在源自于山體。

記者：整個20世紀，建筑師和工程師已經設計了像是在飛翔的建筑結構——挑戰地心引力定律。你認為現代建筑就是尋求挑戰自然法則嗎？
莫拉： 是的，我們在挑戰地心引力。現代建筑的審美開始在模仿機器。而機器模仿于自然。人類發明機器以完成自然無法容易達致的任務：化繁為簡；讓水流得更快；讓光照更充足。所以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房子即“用來生活之機器”的觀念的引導下，現代建筑在工業革命階段得以暫露頭角。材料和機械裝置被開發設計出來，貌似將建筑從地心引力下解放出來。因而出現“漂浮”這樣的設計。哲學家兼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曾寫了一本題為《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 “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的書，，其中一片文章叫“輕巧”（Lightness），卡爾維諾預言未來什么東西都會變得更輕巧。

記者：建筑物也將變得更輕？
莫拉：當然。建筑學有一個規則，就是盡量減輕材料的重量。起初，建筑物的石頭墻有兩米到三米厚。后來，房屋墻壁變成半米厚。再以后，用混凝土和單個的磚塊建筑，墻成了空心墻，有兩個砌體層。然后是雙層玻璃幕墻。現在，墻體會怎樣變化，我難以預測。玻璃墻的可以進行多種配備，重現所有的石頭墻的特點：絕緣，不透明度等。現在，玻璃能夠很容易地制成透明的或不透明的。雖然玻璃在今天被廣泛地使用，許多建筑師尋求表現材料的厚和重。現在，建筑有向“輕盈”發展的趨勢，并且有向相反方向發展的趨勢。我認為，后現代主義出現了危機，即現代建筑運動出現了兩種趨勢。一種是向著更加現代性和高技術發展——包括減少使用材料。而另一種是相反的方向——復興“構造建筑”（tectonic architecture）。于是，一些人運用技術減輕建筑墻壁的厚和重；而另一些贊美厚和重的墻壁的復興。我們必須承認這兩種趨勢。我們建筑界有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整個英國的高技術學派、格雷姆肖（Grimshaw）、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等等。我們也有由阿爾瓦羅-西扎(Alvaro Siza)和拉法爾-莫尼歐(Rafael Moneo)代表的學派。莫尼歐為門和窗設計有單一的開口的實心墻，以不同的比例強調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