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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一個誘人的故事：改革開放30年來，大規模城市建設中，最具分量的國家級地標建筑的收官之作，號稱世界最大的美術館(建筑面積達13萬平方米)——中國美術館新館設計方案即將揭曉。面對這樣一個重要事件，國人卻表現出出奇的冷靜。

　　也許，經過“鳥巢”、“鳥蛋”和“大褲衩”的一系列建筑事件的強烈沖擊和廣泛爭議后，人們都已見多識廣，見怪不怪了。一次次的爭議后，只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最終矗立在這塊土地上的，依然還是這個眾說紛紜的建筑。再說，這次進入最后一輪競標的弗蘭克·蓋里、扎哈·哈迪德、讓·努維爾等四位建筑設計師，都是來自西方的一流設計師，其中的三位都獲得過有“建筑界的諾貝爾”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筑獎。他們的創新能力和職業水準，應該不容置疑。不出意外的話，中國美術館新館建筑方案將花落法國設計師讓·努維爾。因此，在最終公布結果之前，我們看不到他的作品，也就無法對其作品進行具體解讀。如結果真是這樣，讓·努維爾也將是21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藝術地標建筑——中國美術館新館和盧浮宮阿聯酋分館的設計者。這個高度的重合，是例外還是慣例？

　　作為國家級的大型藝術地標建筑，中國美術館新館其現實和未來的影響力和擴展性，是不言而喻的。被社會譽為富有的“藝術銀行”的美術館，未來的國際知名度和觀光收益更值得期待。也就是說，設計這個項目，對設計師而言，不但有可觀的現實收益，還是一個具有很高成長性和很大擴張性的潛力股。可悲的是，當世界一流建筑師們都紛紛強勢進入之時，在這個高智商的競技場上，中國設計師又缺席了。就像過去30年的時光中，中國絕大部分地標性大型公共建筑一樣，一次又一次成為西方設計師表演的舞臺和搶錢的戰場。

　　中國建筑設計師怎么了？是技不如人，還是信心不足？我們很難去揣測設計師們真實的心理，當然，如果一味怪罪中國設計師無能或無志向，也有失偏頗。中國美術館的國家級地標地位，其超出建筑本身價值之外的更多附加值的堆積，使建筑設計顯得不再單純。建筑設計作為一種藝術含量很高的工業設計，本身就始終處在兩種價值不斷沖突之中。盡管維特根斯坦主義認為藝術不能定義，也不需要定義，但作為建筑藝術，在生產過程中，卻不可避免會不斷被定義，尤其是地標性的公共建筑，就是在定義和修正之間不斷搖擺，完成生產過程的。

　　因此，中國美術館新館，首先面臨的是政治定義。其政治定義的發起者和終結者是投資人(一般是國家資金或社會資本)，他們通過出資的基本目的和動機來體現他們的意志，而項目的決策者和執行人又是政治定義的具體闡釋者，他們的個人素質和基本判斷，就決定了項目的總體走向和價值取舍。這種鑲嵌在公共建筑設計建設全過程中的政治定義，是超越任何制度和歷史時期的，只是今天我們在政治定義的解釋和運用上，需要有建立在法律框架上的完善的制度和運作機制，來確保這種解釋和運用的正當性。上世紀70年代，時任法國總統的蓬皮杜提出建造法國國家藝術中心的動議時，遭到的非議和抵抗是空前的，尤其是它夸張的不守規矩的裸露設計和顛覆性觀念，受到來自設計界的猛烈批評。但蓬皮杜先生堅定的政治意志使他努力踐行，當后來者理解了他的意圖后，把這個建筑最終定名為蓬皮杜藝術中心(建造之中，蓬皮杜突然去世)，以表達對他這份堅持的敬意。今天的蓬皮杜藝術中心，已然成為與盧浮宮為代表的古典文化相對視的現代文化的代名詞。當年勇于挑戰經典和傳統的蓬皮杜藝術中心，也恰恰吻合了法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上的新浪潮運動，不但成就了一批新思想家，也構成了法國乃至世界上一個思想的高峰時代。再如美國老布什的總統圖書館、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格林尼治千禧穹頂和溫布爾球場，不能不說是一次政治家意志的適度張揚和政治定義。

　　可見，建筑不但體現政治意圖，建筑也是意義傳達的永恒方式，因此，政治家和統治者都十分鐘情于建筑。用時下執政者們的話，要做市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建筑就是最好的表現形式。再進一步看，建筑作為行使政治權力的一種方式，往往會由炫耀并進而沉淀為一種建筑情結和迷思。所以說，當建筑對統治者或資本構成這種誘惑時，建筑不但是一種心理缺損的補償方式，而且也會產生一種追隨美學的狂熱和意識形態的傾向。

　　當政治定義落實到具體建筑項目的闡釋和執行上，就會以意識主導方式影響決策者和執行人的選擇和判斷。在這個意識支配下，專家委員會往往成為意識的專業解讀者。因為，從這個意識出發，決策者和執行人會根據需要提出專家委員會成員的構成方式，有的甚至自身參與或指派相關人員進入專家委員會。因此，毫不奇怪，不同的專家委員會會得出完全不同的專業結論。再說，現在的許多專家，他們既為官又為藝術家的雙重身份——尤其首先為官的特殊性，頂著國家的俸祿，何必強出頭呢？他們很難堅持獨立學術立場，只能作為一個操作者和執行者，不斷揣摩領導的意圖并隨機作出自己的反應。況且，建筑藝術的見仁見智，給他們的選擇提供了合適的理由。當年，梁思成與毛澤東關于天安門城墻的保護與否的爭議和博弈，就是一個學者與統治者的對話，梁思成最終敗下陣來，是意料中的事。學者只是單純的線性思維，就建筑論建筑，遵從的是學術規范和學者個人的學術良心。這與統治者的非線性思維完全是錯位的。而統治者卻有著建筑之外的需求考慮，其宏大氣場怎能被一個殘敗的圍墻圈住？

　　由于政治定義的強勢，就決定了審美定義的附庸性。審美就被基本限制在學術和大眾層面。由于審美定義發出和接受兩端，都處在零權力和非利益狀態，因此，有相對比較自由和放松的情境，審美定義的產生和過程，就比較真實和真誠。但學術層面的理智和冷靜，與大眾層面的情緒化表達，又會構成不同層次的審美反映和豐富性。這種非權力化的審美表達，以一種民間的聲音，形成特殊的環境和輿論氣氛，既對決策者產生一種壓力，同時，又建立起與政治定義互為補充的審美定義。可是，因為這種非權力化的審美定義復雜多義，是否有效，得看決策者個人素質和包容性了。要不然，就不會有鳥蛋和大褲衩的爭論了。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公共建筑由于它的公共性，它除了一般建筑都具有的物質屬性和內容(精神文化)屬性之外，它還有很強的關系屬性。如果說，建筑的物質屬性是基于各種物質材料之上，并維持它的肌理、結構等基本要素；那內容屬性顯然是強調它的功能性和美學表達。這些公共建筑基本的需求對于當今建筑設計師而言，應該不成為問題。那么，更高智慧的比拼顯然就是對關系屬性的理解、把握、表達和控制。作為一個即將矗立在中國土地上的國家級美術館，它與周邊建筑、環境構成什么關系？它與北京這個千年古城將怎么相處？它應該怎樣體現中國文化的特征？它又將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昭示些什么？說到底，它應該滲透怎樣一種氣質，與歷史、現實、生命達成和諧。在這樣一個本該體現中國設計師優勢的節點上，我們依然沒有看到中國設計師的身影及其令人亮眼的方案(也許媒體沒披露)。而倒是美國設計師弗蘭克·蓋里為了彌補這個文化上的短板，不惜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思考和了解中國文化。他不但了解中國的建筑、繪畫、藝術，還分別在春夏秋冬體驗北京人的喜好和生活方式。為能同中國文化保持同一個心理向度，以西班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張揚的視覺風格著稱的他，甘于與中國中庸文化達成和解，放棄他“視覺至上”的理念。至于他設計方案在關系屬性上的把握和表達層級，我們不作評論。至少，他為此認真過，很職業！所以，我不知道有哪個中國設計師有如此的投入和執著？或者說，有如此職業？否則，何來競爭力？當然，從最后入圍的設計方案看，除了排名第一的讓·努維爾的設計沒有示眾外，沒有一個在關系屬性的表現上是令人滿意的。眼前公布的這些建筑形式，放到任何一個城市都是合適的，也就是說，是缺乏文化個性的，并沒與北京構成內在有機的關系。可見，西方設計師依然利用他們消化、吸收、中和化了的對藝術泛化的商業能力，仍然在不斷蠶食我們的藝術感覺和市場機會，卻沒有遭遇到來自本土設計師的有力、有效的抵抗。他們嫻熟地通過時間順序上的置換、排除、合并，在不指涉社會限制下，產生非常強烈的表現性和功利性，這又再一次打動了出資人的心。他們以泛藝術性對關系結構的拆分和對審美的消解，并進而影響我們的判斷，形成了他們特有的話語空間，并進一步控制和穩固了中國市場。這種話語型構充當了一種藝術表達的代理角色，不但導向藝術和建筑物質空間之間的對立和平衡，也讓不少人為之傾倒。他們占領市場是必然的。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有人會為這些國際大師放下身段，參加中國項目投標而感動，到當下中國國家級地標建筑的國際性招標，30年一個輪回之后，我們完全應該志存高遠地平視世界時，卻一抬頭看到的依然是整齊的西方人的臉。我們不求貝聿銘當年接手盧浮宮改造時，不參加投標，要求直接委托的牛氣，至少，我們不該一再出局。也許，我們應該理解出資人，為了規避風險和減少質疑，為了從形式上和表達上體現世界身價，以及保持國際性和永久的話題性，請來世界一流設計師操刀的初衷。但這樣一個難得的國標性地標建筑，為什么不能成為中國設計師走向世界的一個支點和機會呢？我們希望出現像蓬皮杜這樣對政治定義和文化選擇不斷堅持的出資人，我們更希望看到慧眼識才并能包容的密特朗。當然，密特朗的大度和包容，前提是貝聿銘的專業水準和高素質的職業素養，說到底，貝聿銘是憑實力說話。由此，我們是否應該反思，中國當代設計師們在不斷超量生產，在一味追求產量和經濟收益，思想被不斷透支，模仿成為基本業態時，還有哪些原創性？在這個高水平游戲的場域中，我們缺席了整整一個時代，不但遺憾而且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