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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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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崎新被稱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設計觀念對日本、亞洲乃至現代世界建筑潮流都影響重大。1 2月24日,磯崎新抵滬,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日本建筑師磯崎新自從去年在上海開辦建筑事務所以來，便成了上海的常客。事務所負責管理在中國的十多個項目，包括中央美院新美術館、深圳文化中心、上海藝術大酒店、九間堂別墅、四川安仁博物館的日軍館等。12月24日中午，磯崎新又一次抵達上海，為喜瑪拉雅藝術中心的工程設計作前期準備。
當天下午兩點，磯崎新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之前，他曾以旅途疲勞為由，婉言拒絕拍照，但一面對鏡頭，他便向女助手要梳子梳頭，直到確認頭發整齊為止。
作為與安藤忠雄、黑川紀章齊名的日本建筑大師，磯崎新像一個謎。自上世紀60年代起，他一直引領著世界建筑的先鋒潮流，被稱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
此后，每隔十年，他的建筑思想就有一次大轉變。在70年代，他進入“手法主義”階段，即“叛變”導師丹夏建三的代謝派；在七、八十年代，他憑借自己的經典作品水戶藝術館和筑波中心，穩居“后現代主義建筑大師”的地位；在90年代中期，他則傾向于表現主義，隨后的作品越來越有未來主義色彩。
在2002年上海雙年展上，磯崎新不客氣地給上海的建筑評分為“B”。他說上海只有建筑，沒有藝術。在造型設計方面，上海只是一個膽小的巨人。2004年，在青島“中國當代建筑文化論壇”上，他又指出中國建筑師效率高，是因為用了盜版CAD。在日本，他則因為意見尖銳，屢屢和政府對立，被很多項目拒之門外。
磯崎新不僅是建筑師，還是雕塑家、藝術家、思想家。他自稱世界公民，朋友滿天下，從三宅一生、約翰·列儂、小野洋子、吉田喜重、三浦康平、埃里克·克拉普頓，再到哲學家德里達、福柯等，都是他的朋友。
在磯崎新40年的建筑生涯中，有多個模型和設計作品“未建成”，并且這些作品的知名度比那些已經建成了的作品更高。在磯崎新看來，“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建筑有時間性，它會長久地存留于思想空間，成為一部消融時間界限的建筑史。閱讀這部建筑史，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建筑與社會的對應關系，也是了解現實建筑的有益參照”。
所以想理解磯崎新，得先理解那些“未建成”的作品。
“在70年代，只有我一個人穿三宅一生設計的襯衫”
Ｑ：請描述一下您的日常生活。
Ａ：早上在家看書寫字，下午去公司，晚上參加社交活動，活動多數是去看文化界、藝術界的展覽，我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Ｑ：聽說您的夫人也是藝術家，她對您的藝術創作有影響嗎?
Ａ：時尚、文學、思想、電影、音樂等所有領域的藝術家我都接觸，但不接觸政治家和實業家。
夫人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認識了很多藝術圈的朋友。現在，世界上許多和我同一年代的藝術家，還有比我年長和年輕的藝術家，我都認識，并是很多人的朋友。
Ｑ：聽說您和法國哲學家德里達也是朋友。您說過自己是被誤解了的后現代主義者，正如德里達是被誤解了的解構主義者，為什么?
Ａ：在悼念德里達的文章中，我的確這樣寫過。80年代中期，外界對德里達的解構所作的解釋曲解了他的本意。同樣，我理解的“后現代”只存在于某個時期，我不知道為什么自己會被認為是世界后現代主義的中堅，我對此很不滿意。
德里達和我在上世紀70年代就認識了，關系非常好。1978年，我在巴黎舉行了一個名為“間”的展覽，那是一個關于東西文化的展覽。當時，德里達和福柯都去參加了。在80年代，德里達曾在日本演講，解釋我的“間”思想，他解釋得非常到位。
很多建筑師跟德里達的關系很好，因為他用自己的理論體系來分析建筑，對建筑有很深的思考。
Ｑ：您的衣服都是三宅一生(著名服裝設計師)設計的？
Ａ：我和三宅一生是鄰居，自從認識他以后，我就一直是這副打扮。在上世紀60年代末，他還沒有出名，我就看好他一定會很有前途。我為他的書寫序，把他的作品介紹到巴黎，在我自己的展覽上展出。
三宅一生是世界上第一個設計出沒有領帶的襯衫的服裝設計家。我的襯衫都是他設計的。現在，幾乎所有的建筑師的穿衣風格都是這樣，但在70年代，只有我一個人穿他設計的襯衫。
在60年代，我們受披頭士的影響，穿得都像他們：褲子長長的，頭發像爆炸一樣。我那時也很嬉皮，打扮得很醒目，給人的印象就是經常換領帶，好像家里有1000根領帶似的。
Ｑ：您怎么認識小野洋子(列儂的妻子)的?
Ａ：她是我認識很久的朋友。最近，為了都林奧運會的開幕，我們還一起做了一個冰雕作品。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經常被事務所的人指責，被拉回來做建筑。
“1968年，我是‘毛主義’者”
Ｑ：聽說您不僅讀過毛澤東的《矛盾論》，還向別人推薦?
Ａ：毛澤東對我的影響很深，當時我是個“毛主義者”，還參加過運動。
“1968年”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所有的事都處于矛盾中，就像毛澤東的《矛盾論》，所有人都在暴走。70年代之后，我就不這么認為了。在那之后，我的建筑觀、生活態度等，一切都從零開始。就像“文革”之后的中國，很多年輕人覺得思想不連貫，很多東西必須重新開始。
Ｑ：作為一名建筑師，您是如何融入到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的?如何尋找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
Ａ：我是“間接”地對社會發表意見，比如通過藝術、文學、哲學等手段，既表達自己的建筑思想，又表達對社會的意見。正因為如此，我和日本政府一直很對立。因為當我從文學等角度來解讀建筑時，就會和政府有分歧。正因為如此，
日本政府的建筑項目不允許我這樣的設計師來參與。到現在，我還在和他們抗爭。
Ｑ：你這樣抗爭，是受到老師丹夏先生的影響嗎？
Ａ：丹夏先生經歷過戰爭，在戰爭時期，他非常反動，站在革命派一邊。就他這一點，我雖然作為學生，但不太認同。
戰后，他變得溫和了，一直在大學教書，和政府的關系也溫和了。
Ｑ：你答應樊建川先生在四川設計日軍館，為什么?
Ａ：日軍館展示的都是普通日軍士兵的東西，都是反映人性的。
Ｑ：你父親是日本共產黨員?
Ａ：不是共產黨員，是受到共產黨影響的人。以前，他在上海念大學時，結識的朋友都是日本共產黨的成員。他還沒有開始參與反抗活動時，他的朋友們就都被抓起來了，所以我的父親沒有機會繼續。
Ｑ：在你的家里，現在還有什么中國元素嗎?
Ａ：我父親很喜歡牡丹花，家里一直種。他也喜歡中國的毛筆書法。
日本的藝術中，一直有兩種精神在對抗和競爭，一是日本精神，一是中國精神，而我喜歡的藝術手法則是中國精神。
“那些未建成的建筑，非常有意義”
Ｑ：2000年，您設計的卡塔爾國家圖書館回應了您在60年代未建成的作品“空中城市”，這與您早年的“烏托邦”理念有關嗎?
Ａ：當時卡塔爾國王看到了我的作品，于是想建一個，我覺得可行。那應該是“烏托邦”理念實踐的一種可能性吧。
90年代，我接受珠海市政府的委托，在珠海附近的南海上設計了“海市計劃”，那是一個人工島規劃，將是一個與現行政治、社會公認的各項制度完全隔絕的世界。那是最接近我的“烏托邦”理念的一個作品。
Ｑ：您在70年代的代表作“天空城市”是否與當時日本新干線開通，以及你本人酷愛科幻小說有關?
Ａ：那是為大阪世博會設計的，設計時，我希望把世界上所有的科技都用上。我經常坐新干線找靈感，幻想自己讀完了世界上所有的科幻小說。實際上，我一共讀了100多本科幻小說。
我喜歡的科幻小說家都是喜歡講世界存在超能力的故事，這和印度的理想主義很像。
說到科幻，我還想補充一點，美國雖然拍出了電影《星球大戰》，但那不過是一個補充的神話，因為美國人沒有“過去的神話”，所以只能補充未來。而神話在中國、日本、印度則都源遠流長。
Ｑ：80年代您的經典后現代建筑“筑波中心”由許多的歷史碎片拼貼成的，比如米開朗基羅坎比多里奧廣場等，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是否也體現了您的“未來城市就是廢墟”的觀念?
Ａ：并不完全是。廢墟有兩種概念，一種是現實中真正的廢墟，一種是虛擬中、想像中的廢墟。“筑波中心”是70 年代的想象廢墟，這件作品里同時包含了這兩種概念。
Ｑ：西方建筑師庫哈斯先生曾說過，您在90年代的建筑作品似乎是對城市更積極性的回應，而在80年代則很消極，為什么會如此不同?
Ａ：那是因為在80年代，我和所謂的日本化的東西對抗，比如表現日本民族主義的京都廳，后來我受到的挫折太多了，所以看上去比較消極。
說得直白點，在80年代，我老在和別人吵架，在90年代，我開始講策略，讓自己更柔軟一些，把根源挖出來一些，讓一些具體的建筑方案可以出來，于是在建筑的可實施性上，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而一些建筑，如“海市”計劃，一開始我就知道那將是建不成的;那些未建成的建筑，卻是非常有意義的。
磯崎新簡介
1931年出生，1961年完成東京大學建筑學博士課程。
1967年獲日本建筑學會大獎，從此成為幾十年來活躍在國際建筑界的大師，獲獎無數。其作品多為大型公共建筑，設計風格尤以創新、有氣魄著稱。他近幾年設計了大量作品，尤以美國弗洛里達州的迪斯尼總部大樓、日本京都音樂廳、德國慕尼黑近代美術館、西班牙拉古民亞人類科學館、日本群馬天文臺、中國大劇院方案競賽等尤為著名。
磯崎新是現代主義建筑向后現代主義建筑過渡中有力的實踐者、思想者和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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