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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全和《我們這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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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
有一本當年引起轟動的書再版并再次引起轟動，那就是攝影師肖全首印于1996年的《我們這一代》，這本書收錄了從他拍攝的200多文化名人中選出的98人的照片，并配以精彩的拍攝手記。
肖全：他們給了足夠的營養
早晨8點30分，手機里第9次傳來“您撥打的電話無人接聽”，準時到達并在肖全家門口徘徊了半個小時的記者懷著“被這小子涮了”的憤憤不平在雨中離去。
一個小時后，肖全打來電話，聲音顯得很真誠。他一迭聲地說著對不起，說昨天晚上看了世界杯，早晨電話放在另一個房間開到震動，等等。
再到他家，他已經站在門口，穿著背心短褲，眼眶發黑，看上去是個真誠的人。他說央視的人物欄目也正在拍他，央視拍的時候他會穿長褲襯衫，他把那套叫“工作服”。不知不覺記者已經原諒了他，記者開始有點明白為什么那么多文化名人肯聽他的擺布拍照片，他容易讓人相信。
于是，他抱著一瓶礦泉水盤腿坐在茶幾上開始講自己和那本書……
希望被我拍的人都幸福
肖全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那天發生的事情。1980年1月1日，肖全還在部隊當兵，他很清楚的記得那天他認真聽了鄧小平的講話，并且很激動地想：“從今天起，一定要珍惜每一天。”肖全到部隊前摸過相機，那是一臺借來的海鷗205,他用這臺機子給奶奶、母親都拍過很好的照片，但父親的照片卻不怎么樣，這至今是個遺憾。
肖全喜歡給成雙成對甜蜜的人拍照，比如顧城和謝燁，但許多情侶的結局并不理想。于是有朋友開玩笑說：“千萬不能給肖全拍啊，他一拍就散伙了。”對于這種說法，肖全感到很無辜：“他們為什么要散伙呢？既然曾經那么甜蜜。他們看到我給他們拍的照片，應該打消散伙的念頭才是。”
一切都是時間的力量。很多人的狀態已經與拍照片的時候完全不同。肖全曾經拍過的何多苓，1986年，他跟翟永明在一起，每天屋里都是鮮花、音樂，非常令人羨慕。他們倆散掉以后肖全再去，地板也爛了，屋里也沒有音樂，感覺很冷。肖全那時候突然想流淚。
肖全希望自己拍過的所有人都幸福，因為拍過之后他就把他們當朋友，愛上了他們。因為如此，他想哭的時候會很多。因為很多人的故事都會觸動他，比如最近出麻煩的竇唯。而最容易傷感的時候是那些人物死去的時候。比如三毛、比如顧城、比如張炬。如果有人利用了這照片進行惡意炒作，他又會很憤怒。他最近憤怒的就是北京某報紙在頭版炒作他多年前拍的鞏俐為張藝謀按摩的照片為“首度曝光”。肖全說看到報紙那一刻他都有點理解竇唯了。
張藝謀
“我希望被我拍的人都幸福。”肖全說。
再要求他們是苛求
肖全拍過的人中，有人還在活躍，有人已經銷聲匿跡。每當看到報紙有評論說崔健缺乏創新、某某墨守成規的時候。肖全都會不高興：“他們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營養，就我個人來說，崔健早年的兩盤帶子《一無所有》和《花房姑娘》已經足夠支撐我了。他們已經給我們那么多了，再向他們要求什么我覺得是苛求。”
關于為什么今天人們開始懷念上世紀80年代，肖全的解釋是：“今天沒有那時候好玩了。那時候多好玩啊，人們騎著自行車到處亂跑，跟著詩人們亂喊亂叫，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斗詩’。生活節奏比現在慢，生活壓力沒有現在這么大。因為不想利益問題，不一天算來算去的，人們每天也都很高興，藝術也容易出成果。因為真正的藝術精神本就是不帶功利色彩的游戲精神么。”
而肖全本人“不帶功利色彩”的時代更是延長到了1996年—他的《我們這一代》出版的時候，他沒想到靠這本書自己能夠成名，也沒想到要靠這本書賺錢，只想著讓更多人欣賞這些作品。以至于他一次性地把書稿賣給了出版商。
但是肖全最終不得不帶些功利色彩，為錢去拍一些東西，為一些企業的年鑒配照片，拍廣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需要房子。很多年前，沒有家的他把自己的行李放在成都一個朋友家里，朋友出門忘了關水龍頭，結果整整一箱子東西被泡了一個月。肖全最心疼的是那些寶貝畫冊，一邊整理一邊哭。沒有安全感的日子仍然在延續，借住在親戚家的一套房子里，親戚同樣有鑰匙，并且中午去房子里睡午覺。于是肖全沒有任何私密空間，他奮斗多年就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放行李的地方”。“再也不會有人敲門進來對你說：你搬出去吧”。
今年《我們這一代》再版，出版商沒有通知肖全，肖全直到在市面上看到書才知道。曾經多次向人回憶的書中照片背后的故事再一次被記起。
《我們這一代》的開始
《我們這一代》是很好的作品，肖全到今天仍然這么認為，那好像是一座山，橫在他的面前，他很難超越。很多時候，他會邊翻那本書邊嘀咕：這件事情是我做的么？有時候狂起來，他會說：“有的人八輩子也做不出這么一本東西。”
書里的人，笑著的很少，本來肖全拍的照片中，有一些是笑著的，但是肖全沒有選，因為他覺得“比較沉著的樣子才是他們本來的狀態，因為他們經歷了那么多，已經是成年人。只有小孩子，拍照時我才會用最正宗的四川話逗他們‘笑一個’。”
《我們這一代》拍攝的起因僅是因為別人的鼓勵，柏樺1986年還在四川大學讀研究生，拍了他之后，在路燈下他看了照片，說：“肖全，我一定要好好寫詩來報答你，你一定會成為中國最好的人像攝影師，我一定會成為中國最好的現代詩人，肖全你不要輕易給一個人拍照片，因為你給誰拍照片一定是誰終身最好的照片。”
這些話的自信和真誠只能在那個年代出現。隨后成都出了《星星詩刊》，北島顧城他們全都去了。肖全跟他們混在一起。“那時侯的顧城靠詩歌養活自己，每天想的最多的，竟然是什么食物最便宜，但是他當時很幸福，因為他那時候和謝燁很和諧。”
明確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緣自一本雜志《象罔》，《象罔》第二期出了美國詩人龐德。當肖全看到龐德的集子，其中有張龐德的照片穿長衫，戴禮帽，拄著拐杖，走在一條石子鋪的路上，下面寫著“我不想工作了，一切都是徒勞了，理解來得太遲了”。
這種照片配說明的形式，讓肖全覺得“像觸電一樣”。他開始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他決定拍整個中國的文化名人，并且也要配很好的圖片說明和拍攝手記。他說：“照片還不足以說明一切，如果你了解他，看過他的作品，照片足夠了，可是很多人是業內名家，就需要拍攝手記來陪襯。”
唐朝樂隊
照片背后的故事
有三張照片是肖全以后多次回憶的：一張是食指，在昌平的北京第三福利醫院食堂，詩人穿件老頭衫，手腕上纏著三片鑰匙，夾著煙的手舉在面前，擋住了三分之一的臉。頭發極短，胡髭稀疏，面容滄桑。他閉著眼。一張是楊麗萍，她站在高高的烽火臺上，揮動著那塊巨大的綢布。還有一張是三毛，巷子深處，一家保留完好的木板房，門鎖著，主人把一張竹椅倒扣在門上，三毛席地而坐。
肖全見到食指的時候，他正與一位坐在輪椅上的病人對火。食指看起來一切如常，只是說話的時候臉上肌肉有些抽搐，還有就是他反復強調：“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干什么呢掛我是瘋子，這里很好！”食指抽的煙不好，于是肖全給他買了一包萬寶路。食指每天要洗很多碗，但是他很高興做，覺得是應該的。
拍楊麗萍那天，長城上十分安靜，楊麗萍穿一件黑皮短背心，開始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接著她又拿出一塊大綢布裹在身上，站到烽火臺上。肖全退到遠處，沖她一招手，她一抖手中的綢布，頓時一片“白云”橫空而出。那塊布比她身體長出幾倍來，在風中狂舞……
肖全第一次拍完三毛，把照片給她看，三毛說肖全你技術一流，但這個不是三毛。肖全說主要是你穿的那個衣服不對。于是三毛換上一件乞丐裝，把頭發放下來。下午4點過，兩個人步行到了“柳蔭街”，三毛在行走，可是她周圍的人不知道她是三毛，也很有可能不知道三毛是干什么的。巷子深處，一家保留完好的木板房，門鎖著，主人把一張竹椅倒扣在門上，他們倆幾乎同時喜歡上了這個背景。他讓她坐在那里，她沒動那張竹椅，痛快地席地而坐。
書中經典的照片還有很多：賀延光懶懶散散地接電話，面前的桌子上堆滿過期的報紙；張元站在一個干干凈凈的胡同口撓頭皮；王安憶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一個里弄出口處，背景墻上的文字依稀可見：“保持環境衛生，雞鴨要圈養”；余華站在43路團結湖站站牌前，身后的路上都是雪；牟森在瓜棚豆架下面對一條絲瓜張開大嘴；張藝謀牙齒不整齊，正在高聲叫喊；劉震云的臉上沒有秘密，他的背景是一個光榮榜，榜上的光榮們面目模糊……
一個人被拍完，就會寫條子給他的朋友，說這個人不錯，去拍你，你不要擺譜。肖全說人們肯信任他，因為覺得他真誠，不是窺視者，也不會出他們的丑。拿著這樣的路條，肖全拍了200多人，最終選出98人，選這個數目的原因是，他不喜歡100,因為太假，也不喜歡99,因為也顯得做作。
“我選的人都是獨立思考的人，對中國文化有推動作用的人。人們今天開始懷念那個年代，也許是因為起這樣作用的人比過去少了。這個時代比上世紀80年代節奏快太多，也就不好玩了，人們總是喜歡好玩的時代的。”肖全這樣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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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說：“你拍誰就是誰一生當中最好的照片。”
他自己說：“我把中國最牛的人一網打盡了，夠了。”在他最著名的攝影作品集《我們這一代》中，你可以看到顧城、崔健、何訓田、王安憶、朱大可、陳村、史鐵生、張承志、賈平凹、王朔、三毛、楊麗萍、食指、譚盾、張藝謀、唐朝等98位藝術精英。
他的一個同行說：“肖全，我決定再也不拍照片了。理由有三個：第一，我認為拍人像拍得最好的是你。第二，我一輩子也超不過你。第三，我覺得拍人像還是局限很大。”
是的，他叫肖全，一個1959年出生的四川人。目前，他的“女人時間”攝影展正在愛普生影藝坊展出。
易知難
學會觀察事物
肖全的攝影經歷是從軍營里開始的。他多次強調學會觀察事物對攝影師的重要。“初學攝影時，有天騎車路過包家巷婦產醫院，那天下雪，我一下感到雪和生小孩的醫院間的某種聯系，我就在那兒，等到一個很戲劇的場面：我看到兩個不同境遇的嬰兒出來，一個嬰兒的父母裹得嚴嚴實實，門口停著一輛上海牌小轎車，他們坐進去，車冒著青煙嗚嗚開走了；另一個嬰兒的父親推了一輛貨三輪，上面放了一張馬架椅，產婦坐在椅子上，男人吃力地蹬著三輪把她們接走。兩種自降生就開始的不同命運打動了我。那張照片拍得并不好，但作為初學者的我在用自己的感受說話，用心體察人們生活，這是攝影師最重要的。”
是藝術還是生存
從《三毛》到《我們這一代》，從楊麗萍到許晴寫真集，肖全和名人很有緣分。“我一直認為我拍這些名人是天意，我及時抓住了上天給予我的機會，這不是每個攝影師都能做到的。三毛來成都時，成都有很多攝影師，但恰恰是我拍了她。而楊麗萍正是通過三毛的照片找到了我，她覺得這個攝影師很特別。很難想象像楊麗萍這樣的藝術家竟然沒有一些好照片，這正好給了我機會。”
肖全以前拍文化精英，而這次我看到了他相當多的商業照片：時裝、樓宇……這是個不小的轉變。“精英文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一種文化現象，它僅是我的選題之一，完成了就不再有太多熱情。世界在變，攝影師不能老盯住一個問題。”商業攝影是肖全的大部分工作內容，畢竟先要生存。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停下工作，放棄一年幾十萬的錢不掙去拍想拍的照片。“我會努力把想拍的和工作結合起來，盡量把自己的思想通過一定方式融入商業攝影，以廣告這一通道來完成我對現代人的理解和表現，同時它又帶給我很多物質上的東西。”
軟件比硬件重要
“和其他攝影師不同，我對拍攝成本不太控制，從拍太太口服液開始，我就養成了西方攝影師的工作方式，大量拍，當時光買膠卷就花了7500元，老板支持。現在自己掌握成本，也從不吝惜膠卷，直到滿意為止，不是不在乎，而是追求更好。”
那天肖全在府南河邊邊喝茶邊為《新周刊》拍在川大留學的法國姑娘小柯，所用器材是佳能Eos5機身，24-85F3.5鏡頭，閃光燈一支，Kodak PJ100負片，如此簡單，大體印證了楊麗萍的話，“今天做報道攝影，沒必要用120、4×5，雜志不可能放很大，135的成像放大到16開仍然沒什么問題，又輕便，為什么不用135呢？沒必要扛一大堆箱子。即使是為《國家地理》《時代周刊》也一樣可以用135，對愛好者來說，軟件(攝影方面修養)比硬件(器材)重要得多。”
楊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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