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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公共藝術有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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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主任，深圳何香凝美術館藝術總監。
李公明：中國當代公共藝術發展到今天，應該更多地關注藝術與公眾、藝術與政治狀況和社會機制等一系列外部問題，重新建立藝術與社會、與生活、與普通公民的血肉般的聯系。
孫振華
深圳雕塑院院長
孫振華：中國是一個沒有公共藝術傳統的國家，中國公共藝術的發展最困難的并不是創作能力，也不是創作經費，而是全民的公共藝術的參與意識和參與素質。
公共藝術不只是美化環境、裝飾空間、塑造形象
李公明：近兩、三年來，我們不斷提出了當代公共藝術的公共性等問題，我們都認為，中國當代公共藝術發展到今天，應該更多地關注藝術與公眾、藝術與政治狀況和社會機制等一系列外部問題；我們都強調，應該實現這樣一種社會學轉向，重新建立藝術與社會、與生活、與普通公民的血肉般的聯系。今天我們的討論是希望把問題更集中、更尖銳地提出來，以期引起大家的關注。
首先我們來談談公共性的問題。
孫振華：在公共藝術中，公共性首先表現在，它必須有所“共”，它與純個人化的創作是有區別的，否則，無須將它們稱作為“公共”藝術；
其次，公共性還在于，我們必須假設大多數的社會相關成員對它都會有興趣，能夠被公眾接受，至少人們希望通過公共藝術去了解別人的意圖和主張；
第三，公共性還具體表現在，它必須以藝術的方式進行互動，進行平等自由地交流和討論，為了保證公民的參與權利，需要建立相應的制度平臺；
第四，公共藝術的公共性還應該表現在，在作品的如何選取上，應該體現民主的原則，必須看誰提出了“較佳論證”，也就是讓公眾更滿意的作品。
李公明：你說得很對。比如說，在決定當代公共藝術的存在方式、資本投入、利益分享等等關鍵性問題上，公共性尚無從談起。而一旦在形式上決定要有公眾參與的話，讓公眾發表意見甚至投票等形式的采納范圍都僅僅局限在審美的范疇內，最后的目標都是以人民群眾是否“喜聞樂見”為標準。
但是，當代藝術的公共性問題恰好是以社會學問題為其核心內容的，它首先要解決的不是審美問題而是社會問題。例如，我們一直試圖公開討論以至實施的關于建立孫志剛紀念碑的計劃，就根本不是什么審美形式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社會記憶、歷史性的道德批評、社會制度的建構等維度的社會政治問題。
孫振華：公共藝術這個概念所針對的的確不是公共空間的審美問題，它最重要的指向是針對公共空間的政治。如果看不到公共藝術這個概念的出現，對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公共空間的民主化進程方面所可能起到的推動作用，仍然還在美化環境、裝飾空間、塑造形象的思維習慣中打轉，那么，這種“城頭變幻大王旗”式的概念游戲對中國公共空間狀態的改善將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社區的公共事務或許是瑣屑的，甚至是微小的，但是這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政治學”
李公明：當代藝術在規模／生產／展出等方面的特性，從經濟上看，是一個社會利益分享的合法性與公平性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納稅人是有權力去了解和評判的。在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各地城鎮興起的廣場工程、燈光工程、雕塑工程等等大規模、高投入的公共環境工程很少真正考慮公共領域的建構。比如，廣場工程很少會以實現公民的自由交流為己任，相反，巨大的主題雕塑、花盆等成為了中國各地廣場的統一形象。其實，這些工程很多都是以納稅人的血汗錢去為官員自己臉上貼金的“政績工程”。
當代藝術中的政治社會學問題不是人為附加進去的，而是本來就具有的。
孫振華：舉個例子，華裔藝術家蔡國強為紐約市布朗區新建司法綜合大樓設計了一個作品，他的設計是將十幾個直徑四英尺，相互連接在一起的手工雕鑿的石環放置在大樓建筑物前的草坪上，以表達個人、家庭、社會的緊密聯系。當這個構想在交送概念設計審查會議的時候，有人提出，這種鏈形的造型可能會引起社區非洲裔居民的產生手銬腳鏈的聯想。盡管蔡國強解釋，圓形在中國是圓滿、完美的象征，而且奧運標志也是五環相連，但是，在該方案送交社區委員會審查時，果然遭到否決。后來，蔡國強將原設計中的圓形石環改為方形石環，這個方案才順利獲得社區委員會的通過。由此看來，公共藝術品的設置后面的政治問題是很明顯的，作品放在那里，在那個社區，是非常講究的，所以，我們還可以說，公共藝術是一種場所政治。
目前，中國正在全國大力推行社區建設，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基層社會生活的框架正在發生一次根本性的變化，我們正在離開一種以單位為基本框架的社會生活，而走向一種以市場和社區為框架的社會生活。社區政治是當代政治的所關注的內容。公共藝術是社區公共事務的一個方面，對于一般社區居民而言，社區的公共事務或許是瑣屑的，甚至是微小的，但是這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在發達國家，政治現代化最常見的指標是“政治參與度”。一個社區中的成員對社區事務參與度越高，說明這個社區的發展程度和民主化的程度越高。社區居民對社區公共藝術的參與，從廣義上講，也是政治的參與，因為任何影響公共決策行為的行動皆可稱之為政治參與。
當代中國關于公共藝術的進展值得我們關注
李公明：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的確值得反思。從中國古代藝文事業的傷時憂國傳統到近現代藝術中的左翼精神，甚至包括在全能政治時代中的藝術為意識形態服務的教化精神，其間都有一種精神維度的相近性。因而在今天提出藝術的社會學轉向的問題時，很容易與過去的口號產生聯系。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對于近現代以來的文藝左翼精神應該在驅除其庸俗社會學成分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和評價其道德內涵和批判精神；二是我們今天提倡的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的基本理念與核心精神是實現社會成員間的自由交流。尤其是針對社會弊端與人生苦難，當代藝術應該承擔起道義批判與人文關懷的使命。
孫振華：當代中國關于公共藝術的進展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就社區公共藝術而言，中國的一些城市已經開始啟動。深圳市隨著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在龍崗區開展了“送雕塑進村”的活動，首批雕塑已經安放在城市化了的村莊里。
對于此類的嘗試，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真正認識公共藝術的精神？公共藝術是不是一種單向的賜予，它如何體現社區的傳統和歷史，如何尊重社區居民的參與權利，形成藝術與社區居民的互動？特別是，它要保留社區的記憶，包括苦難記憶。我以為正是由于公共藝術是一種公共事務，有很強的政治性和社會性，所以，我們對它的理解不能有偏差。目前，公共藝術在中國最常見的使用辦法，就像過去人們對待前代的佛像那樣，用“公共藝術”為“城市雕塑”、“景觀藝術”、“環境藝術”重塑金身。很多人使用公共藝術這個概念，不過是為了替上述概念換一個比較體面的說法而已，只是注意了外表形式，忽略了公共藝術的當代特征，忽略了它應有的精神指向和批判性，這種做法，還不能真正體現公共藝術的精神。
公共藝術的在中國實現的過程也是一個中國公眾權利意識的啟蒙過程
李公明：你談到了批判性的問題，令我想起了青年黑格爾對羅馬時代基督教的批判。黑格爾的憤怒批判難道是我們所無法理解與想象的嗎？難道我們不可以同樣來質詢當代藝術的存在價值與價值觀念上的合法性嗎？當代藝術離開了對社會政治與人生問題的關注和批判性思考，藝術家很容易成為了沒有政治節操的投機商或順民。
孫振華：就當前中國的公共藝術而言，我們可以對它的現狀挑出很多毛病，指出很多問題，但是最關鍵的是制度建設，即，在公共藝術的建設中，由人治轉向法制；由拍腦袋走向程序化；由隨意性的行為變成制度化的行為；這些應該是當前建設中國公共藝術的關鍵。
公共藝術在強調公民的文化權利的同時，就中國而言，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喚醒公眾的對公共空間的參與意識，提升公眾關于公共藝術的素養。中國是一個沒有公共藝術傳統的國家，中國公共藝術的發展最困難的并不是創作能力，也不是創作經費，而是全民的公共藝術的參與意識和參與素質。
李公明：你對現實狀況的分析很有道理。你說到普及和啟蒙，我則感到相應還有一個公共藝術的“少數人”的問題。不可否認，總是在權力與財富的周圍集結了最多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這些人是少數，他們是體制現狀的獲利者和支持者，很難設想他們與窮人之間還有什么紐帶可以連結在一起。可以說，公共領域中的當代藝術對社會的關注是殘缺的，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關于社會正義的思想遠未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自覺訴求。
我們何香凝美術館最近策劃和正實施的《呼喚社會正義與公平———新宣傳畫展》的宗旨就是以社會進步理論為指引，以現實中仍然大量存在的非正義、不公平的制度、現象為批判對象，同情苦難、反對麻木不仁，呼喚社會正義與公平。我們為展覽征集作品的海報有一句口號：“一切有良知的藝術家們行動起來，共同呼喚社會正義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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