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跟蹤長達兩年
《戰地攝影師》是導演弗雷從1999年6月到2001年6月，一直跟蹤采訪戰地攝影師納切威長達2年之久拍攝的一部紀錄片，片中描述了納切威冒著生命危險，活躍在科索沃、盧旺達、印度尼西亞、耶路撒冷—地球上每一處正在上演悲劇的前沿，納切威忠實地記錄著正在發生或已發生過的戰爭、暴動、屠殺、死亡、貧窮、饑餓……該片的拍攝方法也很特別，弗雷將一架特制的超小型攝像機掛在納切威的照相機上，不僅使觀眾可以看到這位著名攝影師如何觀察、如何拍攝，甚至可以使我們聽到他們的每一次呼吸和每一次按下快門聲，現場感極強。
在鏡頭中，戰后的科索沃，一名中年婦女遠遠走過來，她是在戰爭結束之后第一次返回家鄉，房子被燒毀了，只剩下被炭灰熏黑的殘墻，她的身邊原本喧鬧的街市早已變得空空蕩蕩。這位婦女沒有放聲大哭，在查看殘余的墻壁時，她的身體彎曲著，本能地伸出空空的手臂像在吶喊，但是沒有任何聲音。這之后，她才坐在門檻上輕輕飲泣起來。面對這樣的場景，我們看到納切威的相機在畫面下方前后挪移，他的手指咔嚓一下又咔嚓一下地按動快門。導演甚至用另一部攝影機拍下納切威不時拿出測光機測試光暗度的動作。而這一切全都發生在這群喪失至親的婦女面前，令人不禁懷疑這時仍可冷靜地取角拍照的攝影師到底心里想的什么？從該片開場白中納切威的一段獨白也許可以找到答案，他說：“在現場的每一分鐘，我都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發生的這一切。但我是一個拿相機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門就躲開，還是應該負起攝影記者的責任？”而這句話是作為戰地攝影師最真實的內心寫照，同時也是他們的行為準則。
傷痛：遙遠而真切
人們在潮濕的地面上挖出一個大坑，這里埋著被無辜殺死的年輕人們，尸體還沒有來得及腐爛。“噢，我的兒子！噢，我的兒子！”穿著紅背心、綠背心的母親捶胸頓足，她們的口中偶爾會喊出兒子的名字，其余什么也不會說了。面對十余具已經發出難聞臭味的尸體，只有納切威全神貫注地工作著，他就像一個冷酷無情的人，專心于“一些構圖上的細節”。當戰爭電影中時常演繹的屠殺現場出現在鏡頭前，讓人不僅僅震撼，因為這是紀錄片，鏡頭中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這些悲慘的景象讓生活在和平中的我們來說，內心的傷痛是那么的遙遠而真切。
作為一個攝影師，納切威這么做是不是用別人的痛苦作為自己謀生的手段？是不是把他人的痛苦和悲慘作為自己通向成功的階梯？他是不是拿著照相機的“吸血鬼”？相信每個觀看這部紀錄片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納切威自己是這樣回答的：“對我來說，攝影的力量來自人性的力量。如果把握得好，攝影能夠成為結束戰爭的一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能夠冒險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世界，他就是在為尋求和平而談判，所有的人們都應該了解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尷尬：戰爭與道德間
盡管納切威說出了他的理由，但在這部片子中，我們也看到了其他一些不和諧的音符，這些細節也客觀反映了國外一些新聞攝影的內幕。當我們在畫面中看到科索沃屠村狀況時，納切威依然在那很煞風景地拿著測光表，突兀地不停地在哭泣的婦人周圍測光。片中也紀錄了那些穿著談吐都很時尚的新聞雜志編輯，是如何在一堆慘不忍睹的非洲內戰照片中，討論哪張照片的尸體看起來最多，最適合放到最大。當我們贊嘆納切威拍攝到一張車臣內戰中，一個小孩眼眶含淚背對殘破家園的照片時，也聽到了他在片中那讓人冷漠的聲音，不斷要求暗房人員重新放大這張照片，好讓小孩的眼神更凄涼，身后的廢墟更荒蕪，頭上的天空更灰暗……對于戰地攝影師來說，他們在追求“戰爭之美”的同時，也帶來了戰爭和道德之間的尷尬。
片子的一開頭，屏幕出現的是著名戰地攝影師卡帕的名言：“假如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納切威絕對是夠近的了，巴勒斯坦獨立的汽油彈、印度尼西亞選戰的斗殺、科索沃滅族的眼淚以及將他炸成重傷的巴格達手榴彈，都近在咫尺。但在這個影像泛濫的世界，媒體競爭激烈，高度建制化的新聞攝影機制里，這些戰爭片段的影像，究竟除了成就個人的名聲，以及引起觀者的震撼外，是否能有更深遠、積極的影響？正如納切威自己所言：“作為攝影師，最難受的莫過于覺得自己的一切名聲和利益，都建立在別人的苦難上。這令我每天掙扎不休，因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讓個人野心蓋過真正的同情，我就出賣了靈魂。”
納切威
1985年，36歲的他加入瑪格南圖片社，他還創造了一項新聞攝影記錄，采訪了21年來世界各地發生的所有的戰爭和沖突，被譽為是21年來“最勇敢、最重要的戰爭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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