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那么）清晰的概念
“很多人對于包豪斯代表了什么有自己清晰的見解，但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包豪斯柏林分部校長Annemarie Jaeggi說，“我們想向大家展示它在不同時期吸收了不同的概念并發展出不同的形態。”
這個（并不那么）“清晰”的關于包豪斯的概念屬于1926年至1928年的時期，當時校舍剛搬遷到德紹。這一由格羅皮烏斯親自設計的建筑是早期現代主義建筑的典范，其形象也在此后成為了包豪斯的標志。而其教師隊伍中囊括了很多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和設計師：約瑟夫·阿爾伯斯（Josef Albers）、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還有保羅·克利（Paul Klee）；拜耶教繪畫，布羅威爾教家具設計，拉斯洛·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Nagy）教工業設計，奧斯卡·施萊默（Oskar Schlemmer）教表演，京塔·施托爾茨（Gunta Stlzl）教紡織，而格羅皮烏斯親自教授建筑。格羅皮烏斯設計的冰川般優雅的校舍里裝滿了布羅威爾的閃閃發光的玻璃以及金屬家具，并形成了無法磨滅的“包豪斯風格”，對于普羅大眾而言，這種風格迅速與“現代風格”密不可分了。
布羅威爾1926年設計的俱樂部椅
康定斯基作于1924年的無題作品
德紹時期技術層面的絢爛華麗雖然很誘人，但只是包豪斯的一個篇章，正如Jaeggi博士指出的那樣。包豪斯在魏瑪的早年時期因格羅皮烏斯和教師約翰內斯·伊滕（Johannes Itten）之間的權力斗爭而蒙上了陰云，后者是后來非常流行的拜火教成員，對于本能的、精神上的發展創造力的方法非常著迷。學校的第一份宣言的封面上是利奧尼·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的一個古教堂的木刻作品，當時很多學生的作品具有原始的風格。柏林展覽中的一件重要作品是布羅威爾在1921年草草砍出來的非洲木椅，還有施托爾茨手工編織的坐席。他們倆都是魏瑪時期包豪斯的學生，而在德紹時期他們成了老師。
直到1923年，伊滕離開包豪斯，其繼任者莫霍利－納吉抵達，包豪斯學校才將自己重塑為一所現代主義的圣地。莫霍利－納吉對于結構主義的興趣點燃了教師及學生們創作的烈火，他們以“藝術和技術：新的統一”作為口號，并開始計劃著搬到德紹。格羅皮烏斯在到德紹2年后退休。此次在柏林的回顧展還向大家展示了新的校長——共產主義建筑師漢斯·邁耶（Hannes Meyer）如何采用一種更為實用的哲學，鼓勵學生為大眾做設計。在家具工作坊里，金屬和玻璃被膠合板代替，口號也變為“流行需要代替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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