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賈克·英格爾斯訪談
采訪人: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
建筑師應當把建筑作為一種參與發展、政治、社會結構的工具,并且自由地認識各式各樣的表現方式。建筑學不是關于美學的學問。建筑不是受流行樣式的驅動,而是受思想的驅動。
1、哥本哈根的Scala Tower大廈
建筑師處于想象城市未來的最前列比賈克-英格爾斯是當代建筑的一顆冉冉上升的明星。他介紹他的工作的能力和口才,可能使任何政治家產生嫉妒。實際上,建筑對英格爾斯來說,有點像政治。并且,他的創造性的實踐,就像一個誘人的政治方案。英格爾斯設計的項目,非常有趣和新穎。但有別與其他建筑師的新穎,是他的在獨創的形式和能使每一個人滿意的實用的內涵之間找到折中的平衡的能力。他能使開發商、投資人、政治家、工程師、承包商、建筑商和公眾都感到滿意。

2、哥本哈根的Scala Tower大廈
這個年輕的建筑師被稱為“沒問題先生”(Yes Man)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的格言是“是即是多”(Yes is more)——更多的相互理解;更多的妥協;更多的認可,因此更多的委托和授權。英格爾斯公開承認,他不在想象產生形式的最流行的理論方面浪費他的時間。
首先,他的形式是對特定的場地和計劃條件的回應。并且,他考慮所的當事人的選擇。英格爾斯認為,這就是他的基本設計方法。他的使每一個人滿意的意愿,使建筑打造的過程變成一種“魔術”,使建筑師能夠創造他的最尖端的新形式。

3、哥本哈根的Scala Tower大廈
英格爾斯說:“作為建筑師,我們的作用經常降低到對預訂的方案的美化。當建設的決定已經作出;當場地已經選定;當設計方案的規模和內容已經確定時,建筑師才參與。因此,對社會進化的物質結構,建筑師和建筑很少有決定性的影響。建筑的作用經常降低到‘裝點門面’”。
他說:“作為經常在城市工作的建筑師,應當認識到,我們是處于想象我們的城市的未來的最列。然而,當我們坐在家里,等著客戶的電話或某人宣布一項設計競賽時,城市的未來被那些有權力的政治家或有錢的開發商決定。

4、愛沙尼亞的“塔林市政廳”
英格爾斯獨自進行幾個項目。事實是,當他的事務所提出沒有人要求的項目時,比他試圖去贏得一場有聲望的國際競爭有更大的實現機會。在其他人進行之前,明確地敘述一個問題,并且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法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種公認的說法是:沒有好的客戶,就沒有好的建筑。如果是這樣,建筑師為什么不自己選擇好的項目和找到愿意了解自己的客戶?

5、愛沙尼亞的“塔林市政廳”
比賈克-英格爾斯簡歷比賈克-英格爾斯1974年生于哥本哈根。他于1999年畢業于丹麥的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并且在“巴塞羅那建筑學院”學習過。1999年至2001年,英格爾斯在鹿特丹的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的“大都會建筑事務所”工作了3年,然后與他的合作者朱利葉-德-斯梅特(Julien De Smedt)創立PLOT Architects建筑事務所。2005年,英格爾斯創立了“比賈克-英格爾斯集團”(BIG)。

6、齊拉島:阿塞拜疆的“7峰”鳥瞰。
盡管“比賈克-英格爾斯集團”很年輕,但它現在雇用了60多名建筑師。“比賈克-英格爾斯集團”經常贏得國際競爭——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丹麥展覽館;哈薩克斯坦“國家圖書館”;愛沙尼亞的“塔林市政廳”(Tallinn Town Hall);丹麥“法羅群島教育中心” (Faroe Islands Education Center)和阿塞拜疆巴庫“齊拉島住宅區總體規劃”(Zira Island Master Plan)。
英格爾斯設計的工程贏得了許多獎項。在挪威的斯塔萬格市音樂廳(Stavanger Concert Hall)獲得2004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金獅獎”。他的兩個居住項目——在哥本哈根的VM Houses住宅和Mountain Dwellings住宅在2006 年和2008年分別獲得斯堪的納維亞優秀建筑Forum AID Award獎。2008年,Mountain Dwellings住宅項目還在巴塞羅那的“世界建筑節”上被命名為優秀居住項目,并且在2009年由“城市土地學會”(Urban Land Institute)授予“城市土地學會杰出獎”(ULI Award for Excellence)。

7、齊拉島:內部景觀
英格爾斯在世界各地舉行了許多演講會。他曾經在哥本哈根的“皇家藝術學院”、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講學。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講學。
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丹麥建筑中心”,以“是即是多”(Yes is more)的標題,舉行了介紹“比賈克-英格爾斯集團”的大型展覽。這個展覽的目錄成為英格爾斯的第一部專著。

8、丹麥法羅群島教育中心
采訪英格爾斯下面是采訪人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簡稱VB)和比賈克-英格爾斯(簡稱BI)在曼哈頓的一個餐館里的對話。
VB:我知道,當您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您并不希望從事建筑,您想當一個小說家。只是到了您在哥本哈根的“皇家藝術學院”讀書的時候,您才對建筑產生了興趣。
BI:我在藝術學院的時候去建筑學院學習,主要是為了提高繪畫水平。但在學習兩年的徒手畫和其他技術課程之后,我接觸到建筑學,并且被它吸引。對于我來說,這個轉折點是,我發現建筑不僅是一種藝術形式,您不能認為它與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是不相關的。政治學是我在高中的主修科目,所以我信奉這種思想——建筑與實際生活問題有關系。我在藝術學院的的教授對美學講得較少,講得更多的是建筑對人的影響。

9、“2010年上海世博會”丹麥展覽館
VB:您畢業之前就開設了自己的事務所。您有什么經驗?
BI:1998年,我還是個學生。我與另外4個學生合作,在巴塞羅那參與一個大學校園擴建的兩個階段的競爭。我們與其他9個公司進入了決賽,并且獲得90,000美元發展我們的設計方案。我們休息了一下,然后租用了一間辦公室完成這個項目。在參與這場競爭之前,我們相互認識才兩周,我們實際上沒有共同的理念。結果,我們提交了一個怪異的方案,沒有獲得任何獎項,但這是一種有益的體驗。
VB:這么說,你們終止了合作?
BI:是的,這是我的第一次合作的結束。

10、“2010年上海世博會”丹麥展覽館
VB:除了巴塞羅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這個理由,您去那兒是為了您的研究工作?
BI:我想住在巴塞羅那,但主要原因是向西班牙建筑師恩瑞克-米拉萊斯(Enric Miralles ,1955-2000)學習。在那段時間,我對建筑構造學感興趣,我實際上從那樣的建筑師——例如芬蘭的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1898~1976)、恩瑞克-米拉萊斯和葡萄牙的阿爾瓦羅-西扎(Alvaro Siza)獲得靈感。但我在上了米拉萊斯的課程之后,我感到非常失望,并且離開了巴塞羅那。他的課對我沒有任何意義。有很多難以理解的東西混在一起:法國哲學;歷史參考書;空間運動概念;中世紀街道網;自然界發現圖形;詩歌等等。我不明白這些與現實生活有什么關系。我是處在一個與其余的世界完全脫離的水泡里面。
VB:這么說,您對法國哲學不感興趣。
BI:是的。但不是在字面義意上。這是建筑師理解它的方式。他們讀德勒茲的《皺褶》(The Fold)、萊布尼茲(Leibniz)和巴羅克(Baroque)。他們實際上開始使用“皺褶”。對于我來說,哲學不是目標。生活是目標。哲學是一種幫助擴大生活的可能性的創新行為。

11、上海,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設計的“人民大廈”(People’s Building)
VB:這樣,您回到了哥本哈根?
BI:在巴塞羅那學習之后,我回到哥本哈根,從藝術學院畢業。然后去雷姆-庫哈斯的OMA建筑事務所工作。我參加了“西雅圖圖書館”(Seattle Library)項目。
VB:您為何對雷姆-庫哈斯感興趣?
BI:藝術學院的教育是非常開放的,我在圖書館花費了很多時間,并且通過書籍發現了雷姆-庫哈斯。他激發了我的興趣。通過他的書,我發現了勒-柯布西耶和這樣的思想——建筑能夠是一種社會工具,而不是一種自治的藝術形式。

12、哥本哈根的“山宅”(Mountain Dwellings,)由BIG和JDS建筑事務所設計。
VB:您為雷姆-庫哈斯工作了3年,您從他那里學到了什么?
BI:對于我來說,雷姆-庫哈斯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并且這是我為他工作的原因。沒有他,我不能認識當代建筑。他在我的教育中是主要的力量。他對我在單個項目方面怎樣設計漂亮的建筑教導不多,而是教導我怎樣將建筑作為一種參與發展、政治、社會結構的工具,并且自由地認識各式各樣的表現方式。對于他來說,建筑學不是關于美學的學問。建筑不是受流行樣式的驅動,而是受思想的驅動。我們的建筑(應當)從不受一個單一事件的激發;從不由一個單一想法構想,并且從不由“單手”(single hand.)成形。建筑既不是個人方案的直接具體化,也不是純粹的思想的具體化,相反是通過社會,不斷適應多種矛盾的力量調和的結果。我們建筑師不控制城市——我們僅能希望去干預。建筑由政治的、經濟的、實用的、邏輯的、文化的、結構的、環境的和社會利益的,以及沒有名稱的和沒有預見的沖突成形。

13、哥本哈根的“山宅”(Mountain Dwellings,)。由BIG和JDS建筑事務所設計。
VB:您說您的靈感來自蘇格蘭科幻作家伊恩-班克斯(Ian M. Banks)。他的作品怎樣影響您的建筑?
BI:他是個杰出的思想家,并且是一個杰出的預測者。他的許多預測與建筑和新世界的創造有關,說的是技術和社會生活的關系。我也喜歡讀《連線》(Wired)雜志,因為它調查技術創新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影響。

14、哥本哈根的VM Housing住宅。由BIG、PLOT和JDS建筑事務所設計。
采訪人的總結回想與英格爾斯的談話,我感到他相信依靠建筑可能解決多種多樣的社會問題。英格爾斯的這種想法有點夸張。我想起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他曾是雷姆-庫哈斯的老師。埃森曼的觀點恰恰相反。他說:“建筑不能解決問題。而是產生新的問題。”就我的觀點,建筑被看做藝術更恰當。不管怎樣,英格爾斯在發現勒-柯布西耶以前,向庫哈斯學習的事實,以及西班牙建筑師安東尼奧-高迪(Antonio Gaudi,1852-1926)和美國建筑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oyd Wright,1867-1959)那樣的大師,將是一個信號——某些事情是錯誤的,甚至在我們的學校危險地培植。在建筑中,一個鼓舞人心,美好的理想的存在是重要的,人們不應該在投資者和承包商的喜好中尋求它。有許多來源可以求助——無論它是自然,宇宙,或任何不等同于建筑制作煉金術的過程。至于解決普通的務實問題,大體而言,沒有必要為社會問題求助建筑師。但建筑師需要確定他們的原則立場-——他們應當由他人來領導,或他們應該成為領導者。
采訪人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是建筑師、作家和管理者。他是俄羅斯建筑雜志《塔特林》(Tatlin)駐美國記者和莫斯科“國際建筑學院”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