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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七十四歲的柯布在一本舊版的尼采著的《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扉頁上寫到：“自1908年以來就再未讀過這本書--五十三年--我個人的生活。今天，我覺得從這本偶然發現的書中獲益匪淺，我明白了現實抉擇及命運這些都是一人終身的主題，因此決定為這本書作個注釋。”
他偶然抉擇了尼采超人的悲劇題就注定了他必須展開悲劇性的戰斗，他自愿抉擇了作為那超人在世的注釋就注定了他超乎尋常的孤獨，他主動承擔了超人的命運就意味著他一生不被理解的全部命運。1908年才二十一歲的年輕人，如何能完全遭遇那超人的悲劇而不痛苦，面臨那超人的矛盾而不猶豫？何況，他并沒有超人入世前為那漫長獨處修煉做好準備，他無所準備就無所畏懼地投身到那危險而善變的人群中，他就格外地痛苦與猶豫。但他必須行動，他甚至來不及修飾他對他發現的眾多問題的解決辦法，他不斷地說出他不同時期的理想，他不斷地行動著他從不間斷的愿望，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建筑，或者城市甚至生活的愿望。
他拒絕加入共產黨卻愿意為共產主義領導人維蘭特·康圖里爾（Vaillant Couturier）設計紀念碑，他就還是會被納粹份子排擠；他承諾為貝當政府工作過，卻拒絕建造國家主義紀性大廈，他就還是難免遭到法國共產黨的批判;當手工業行會抨擊現代建筑導致數名工巨匠喪失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時，當資本家痛恨他巨大的居住單元減少了管的銷售金額時他們開始相互聯合一道排擠柯布，柯布必須迎戰；在所有應戰當中，柯布從來沒有向他一鞠至誠的建筑進行妥協，他原本就期望做一名斗士。
這是一個手持矛的斗士，他甚至還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斗士。他雖然號召用普通人的公寓取代過去數人的宮殿，但他所修建的薩伏別墅卻儼然是現代建筑的圣殿，用北京大學建筑學研究中心張永和教授的說法:假整個建筑史只能留下三座建筑為代表的話，那將是菲迪亞斯的帕提儂神廟（古代）、帕拉迪奧的圓廳別墅（文藝復興）以及柯布西耶的薩伏伊別墅（現代）。柯布雖然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他卻修建了建筑史上最著名的廊香教堂，而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李思孝教授則說：當我走進廊香教堂的時候，才明白宗教為何如此蠱惑人心。”
柯布西炮制了現代建筑以及城市規劃的憲章又不斷地攪亂這些章法；他一手創建了國際建筑師協會，又在協會受到青年們抵制時倒戈并支持們并參與抵制;當現代建筑開始遭到全面的惡意誹謗或善意的攻擊時，當同樣飽享現代建筑締造者名聲的密斯與格羅皮烏斯對此表示沉默時，柯布卻站出來將捍衛現代建筑作為他一己的重任;他促成了能主義之風后又攻擊它的缺乏詩意;他強調過自由平面最后又走向紀念性;他嘲諷過裸露結構的做法卻又使得混凝土得到最為純粹的表達;他揚棄形式主義又創造出一大批新的形式，這使他的追隨者們所適從，每當柯布突然地轉向突然地自我批判，追隨者們就感覺到被意外地離棄，感覺信仰被懵懂地抨擊，最終有些原先的朋友成為他最大的敵人。
因而他一生總是左右逢敵地夾在非難當中被嘲諷排擠。
他在法國共產黨與德國納粹的輿論圍剿間，他在朋友與敵人的角色轉換間，他在傳統手工行會與現代資本家的排擠間執著于他的建筑理想，他不無辛酸地說：“他們一會兒稱我為想做建筑的畫家，一會兒又說我是想當畫家的建筑師。”也許他因此開始向大海的自由，晚年的他向往著能在地中海蔚藍的海洋里自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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