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
范·雷斯托夫效應(von Restorff Effect)。相對于普通物體，這個效應是要增加物體的特殊記憶。那個著名的“我愛紐約”圖案，是設計師米爾頓·格拉澤在1970年代美國經濟蕭條時候做的。他將心形圖案穿插在字母之中，然后這個圖案至今依然風靡全球。這個設計的秘訣在于大腦在一堆常見事物中捕捉到了不一樣的東西。
(057～061：師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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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輝瑞公司在臨床試驗一種治療心絞痛新藥的時候，發現這種藥不僅對心絞痛沒什么用處，還會導致腸胃問題、背痛和男性勃起。如果輝瑞就此停滯，那么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藥物之一萬艾可(偉哥)就不會問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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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可能都無法想像，我們慣用的黃色便利貼實際源自于3M公司實驗室里失敗的膠水產品。1960年代，科學家Spencer Silver博士，偶然發現了一種有不尋常特性的膠水，其粘性無法長久持續，粘好的東西稍后可以撕下來。這一發明隨后被擱置了近10年。直到1974年，3M的工程師富萊(Art Fry)在參加禮拜時發現，夾在歌本里作為標記的紙條經常在翻頁時脫落，如果有一種膠水，有點黏卻不太黏，可以反復撕貼又不損壞紙張就太完美了。于是，斯賓塞的黏合劑派上了用場。1980年，便利貼誕生。這張黃色的小貼紙讓人類信息交流的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而身價10億美元的便利貼隨后也成為3M公司最有價值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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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O相機最早是蘇聯間諜用的迷你相機。在膠片機時代，LOMO還勉強能湊合著用，進入數碼時代后，LOMO已接近被淘汰的命運。
1991年，兩名維也納的美術學生無意中發現使用這種相機拍出的照片，色彩比一般相機的要鮮艷，而且四周會顯得比中間暗很多，形成一種特殊的“隧道效果”，他們立刻被這種風格所吸引。之后，他們促成了LOMO攝影愛好者協會，聚集喜歡“隧道效果”的攝影愛好者。隨后，攝影協會甚至說服了列寧格勒光學儀器廠繼續生產這種相機。“LOMO”的含義也從列寧格勒光學儀器廠的英文簡稱變成了“Let Our Life be Magic and Open”(讓我們的生活變得魔幻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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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6年，可口可樂為了讓自己脫穎而出，在發起瓶身設計招標的時候提出了一條苛刻的規則：不僅要和市場上其他飲料瓶相區分，并且無論白天還是黑夜，甚至被打破了也要讓消費者馬上辨認出這是可口可樂。最終，一家名叫Root Glass Company的公司滿足了這個要求，并讓可口可樂公司在1920年的銷量沖到了每天700萬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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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見過多少次人們不理會已經鋪好的小路，另辟蹊徑?建筑設計師Louis Kahn受此啟發，在為一家學院設計綠地的時候并沒有做任何人為標記，它只是讓人們在上面自由穿過，最后按照行人的步行習慣增加了一條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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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設計另一個有趣的故事是：當手表因為各種技術已經把精準定時當作稀松平常的事情的時候，石英表市場陷入了低利潤的惡性循環里。但Swatch換了一個角度看待問題，它沒有把手表當作計時工具，而是時尚配件。和各種時裝、印花設計師的合作讓Swatch大放異彩，手表也自此進入了快速消費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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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筑師隈研吾認為好的汽車設計跟建筑一樣，是外在靜態形式與內在動力之間的平衡。對于建筑而言，外觀很好，內在也要傳達出讓人動起來的體驗才行。而汽車的內在，則是駕駛時體驗到的移動動力。兩者因為平衡而蓬勃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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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板(Storyboard)曾經是皮克斯動畫工作室用來創作動畫影片的方法之一。在開會時，他們會將一個故事的初步構思用連環畫的形式展現在故事板上，講給其他人聽。Kevin Grignon是IBM高級用戶體驗設計師，他和他的團隊正把這種形式運用在用戶調研報告當中，把那些枯燥的技術術語和數字變成一個有人物有細節的故事。“柏拉圖曾經說過，那些會講故事的人會統治世界，”Kevin說，“把列表和數據轉化成故事，可以更生動地傳遞信息，尤其是能表現用戶的情感和他們所處的情境，對于設計很有幫助。”荷蘭TU Delft大學的教授P. J. Stapper 也是這一方法的推崇者。“故事板結合了文字和圖片，讓人們可以對抽象的東西有一個身臨其境的感受，你甚至可以用手指著其中任何一幅畫面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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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雜志創刊時的創意總監John Plunkett說：“我們希望刻意避開許多當代雜志會使用的設計技巧，我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什么多數雜志看起來都一個樣。我們尤其想忽略那種約定俗稱的規矩：好設計=細致、有品位、優雅、拘謹。我覺得好設計的定義應該視設計的內容而定，對《連線》雜志來說，鮮活的感覺比細致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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