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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公安局發布消息，一名48歲王姓導演涉嫌嫖娼被抓，媒體證實這個導演就是王全安。據說王全安是連續三晚嫖娼，8、9、10日，其中9日還同時跟兩個女子，10日在北京東城區某小區一單元樓里嫖呂某某時被抓個現行。

　　對這事，眾說紛紜。有說王全安你有張雨綺這么漂亮老婆了，還去找別人？這種人基本是沒能娶上張雨綺這樣女人的“賴蛤蟆”，就好像過去老百姓想象林彪，“有自行車騎，還反對毛主席！”庸人之見。但即使庸人，只要是男人也都知道“妻不如偷”的，再漂亮的妻也會被厭倦，男人就喜歡“貓嘗腥”。當年我在日本，一度在“卡芭萊”干活，這種地方是不允許性交易的，不只因法律不允許，老板也不允許。年輕貌美女孩不把心思放在釣客人欲望上，簡單地投懷送抱，被老板知道，輕則責罵，重則走人。我《移民》里的女主人公就有類似經歷。對嫖妓作如上感想的人，實在是可笑。

　　還有說王全安作為名導，沒有去“潛規則”女演員，而去嫖娼，值得肯定。說這話的犯的是跟前者一樣的錯誤。你怎么就斷定女演員就比妓女有魅力？何況你怎么知道“潛”還是沒“潛”？既然是“潛”。

　　當然這么說的人是有“潛臺詞”的，是潛在針對社會。于是就有了第三種觀點：嫖是人家自己的事。雖然我竭力開明，但這嫖還真不是個人的事。人是社會的人，有了婚姻家庭，還是婚姻的人、家庭的人，王嫖娼至少關系到一個別人，就是他的妻子張雨綺。除非張雨綺愿意，真覺得夫妻本來就是“臨時工”。但即使是“臨時工”，給我打工期間也不能隨便給別人打工吧？

　　還有一種被廣泛鼓掌的觀點，即：當局大張旗鼓報道藝術家的襠下事，是企圖轉移民眾對更重要問題的關注，比如腐敗。當然是。我曾說過，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一切都事關政治，什么經濟，什么文學藝術，什么體育，什么道德，都不過是政治的奴仆，性也是，所謂“掃黃”，不過是打壓異己的借口。從當局創造薄某某“發生或保持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這種句式，到大張旗鼓爆光薛蠻子，乃至揭周，包括當初說王光美、江青生活腐敗，都是政治行為。別怪我腦子里政治這跟弦繃得緊，不繃得緊，就會被政治鉆了空子。

　　政治很多人談了，我不想多饒舌，我只想談作為藝術家的王全安之嫖。我覺得我們可悲的就是陷在政治中，無論是賣身求榮，還是歷來順受，還是奮起反抗，包括我本人，都被政治死死纏住。談文學藝術學，談其本身的少，談著談著，就談成了社會學、政治學、法學、道德學。超越政治、道德、社會、法律來看一個人之嫖，很正常，性骨子里就是嫖，無論是對有愛的，還是沒愛的，無論是有證的、辦過儀式的，還是臨時起意的。有理論說性是文明發展的動力，其實應該是嫖。當然道德法律總是來干涉，但至少藝術家應該例外，藝術家應該有道德法律的豁免權。我這么說是基于不認可藝術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個前提的，這是我們歷來的誤區，覺得文藝要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其實文藝沒有這作用，只有提供另一種生存邏輯的作用。“人類靈魂工程師”是教師，教師是文明穩定和發展的力量，而藝術家不是。

　　在這種定位之下來看王全安之嫖，覺得索然。人家這么嫖，你一個藝術家也這么嫖，即使是同時跟兩個，即使是“三連晚”，也不過是庸常之好。在中國往往發生這種情形：普通人對藝術家欲望特別感興趣，但藝術家的欲望其實不過是常人之欲。我們的小說、電影表現男人苦悶，往往如搭順風車似的寫到去喝酒、去嫖，最多拿鞭子打。曾經跟一個我以為藝術段位尚可的人探討“虐戀”，他竟然也只是津津樂道于鞭打，讓我不知再怎么探討下去。李安的《色戒》也用性虐動作吸引觀眾，事實也還真是吸引了觀眾，真是可悲。女作家有的好些，我們男作家寫到性，寫搞女人的多，寫愛女人的不多，因為寫作者只有庸常的性認識，不知道什么是性，就好像不知道怎么正視生命，正論者只會“人道主義”，負論者就耍流氓。這是我們整個民族精神境界上的低矮。如此低矮的精神，如何創造出偉大的作品？

　　對性，中國作家藝術家的洞察力往往也就是常人的水平，他們只知道嫖，他們無法探索“性之暗”——虐戀、獻身、情死……諸如此類性的變態世界。因為他們本身不變態。變態是一種能力，一種創造力，甚至不是經過訓練而達到的。王全安導演的《白鹿原》很多人看后覺得不滿足，導演則強調是被刪太多。也許看了未刪節版，很多國人會滿足罷？但我仍不能滿足。實際上，《白鹿原》原小說就存在著一個要命的問題：平庸的性描寫，陳忠實最會捕捉女人的地方不過是乳房像白鴿一樣飛撲出來，還有就是渾圓的尻子。中國作家難以寫出杰出的作品，一個重要原因是寫不好性：寫不好性，因為他們本身性的段位很低。

　　所以，我更關心藝術家王全安的藝術段位，既然是嫖，他是藝術之嫖，還是常人之嫖？他射了沒有？——射了是性欲，沒射是藝術，引而不射是思想，無對象而射則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