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方法
我這個人，脾氣比較急，干什么事都很講求效率。于是在別人的眼里，也就留下了“想得快，說得快，做得快” 的印象了。多年來，我從來沒有系統地整理過自己的研究方法，只是一兩年前，在汕頭大學講設計史論課的時候，因回答學生的提問，而比較仔細地談過一次。參加研討會，主辦方特別要求我講講這方面的情況，我也就借此機會做個總結吧。
一、整體的歷史觀
大概與自己出身自歷史研究專業有關，我覺得在研究設計問題的時候，特別需要有整體的歷史觀。我覺得，文科學生有三門課程是非學不可的：歷史學、哲學、經濟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歷史學。專業史具有兩方面的特征：一是它的專業性特征，是關于該專業發展的歷史；二是它的普遍性特征，它是人類歷史、文明史的組成部分。因此，專業史與普通史具有共性。如果把專業史的發展與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和技術史割裂開來，就事論事地對設計風格的改變、對各個時代設計師的個人探索做簡單的描述，其結果必然是忽略了設計發展的核心、動力、背景，使設計發展看來好像是某些設計師個體探索的拼合，設計風格的出現仿佛完全是偶然的結果。失去了對設計發展史邏輯性和歷史性必然的關注，往往會造成讀者的片面觀，造成對于設計發展的形式主義看法，形成在討論設計的時候重形式而漠視歷史文脈的傾向，其結果必然是只重形式，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實，無論如何強調設計的創造力及個性發展，設計都無法擺脫文明發展總趨勢的影響。
過去，我自己當研究生的時候，有幸遇到一些非常出色的導師——劉緒貽教授、吳于廑教授、韓德培教授等，他們都非常強調整體的歷史觀，強調做學問的方法。他們本身的歷史造詣、外文功底都很深厚，我們這班學生真是受益匪淺。現在我自己帶研究生了，最頭痛的問題是他們缺乏整體的歷史觀，甚至對歷史的了解也太少。我的對策是布置大量的閱讀功課，而且時常抽查，要求學生和我討論，希望能收到一點效果吧。
二、要了解現有的歷史框架
要想站上學術的高度，需要對本專業的歷史有一個宏觀的了解；而全面俯視各種現存的歷史框架，是十分重要的。
國內目前的藝術設計教育中，對專業史論的重視程度，比過去是重視多了。國內一些著名院校的研究生院，已設立了西方美術史、中國工藝美術史、中外設計史等研究方向。但是對這些專業方向的研究，是建立在比較粗糙的歷史認識之上的，是個非專業的歷史框架，這是致命的弱點。一直以來，我們所學習的歷史，都是單一的、線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它簡單地把人類歷史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五個階段。而實際上，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并非如此的整齊劃一，各個文明的發展進程也不盡相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本身就有很多個框架與方法。對框架不作任何懷疑而僅僅思考其中的枝節，這樣的研究，只能說是建立在一個不牢靠或者說是不實在的單一框架上，會有相當的局限性。
在研究生學習的第一年里，應該把所接觸的專業史料從頭至尾看一遍，對所研究專業的歷史框架有所了解。研究生學業僅有三年時間，第一年就是對史料的掌握，對歷史模型的構造，對眾家學術觀點的了解。以學設計史為例：學習一年以后必須能夠說出：西方現代設計從1850年的倫敦世界博覽會發展至今，西方社會對這段歷史是怎么看的；劍橋世界史和大不列顛世界史是不同的模型結構，它們存在什么樣的爭論。一年后，要講得出來在此研究領域里有多少不同的史論，并能對其做出基本判斷。最重要的是不能僅僅迷信一本書。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寫的歷史是不一樣的，因為不同的時代會產生不同的模型，看了某個時期的歷史書，不要以為這就是惟一的。針對同一段歷史，要找幾個不同的模型來看。看完之后，要認真思考不同的人對歷史的不同理解，并努力形成自己的認識和判斷。這一點，非常重要。
設計史論類專業比較難研究，因為它研究的是視覺的歷史。在這個前提下，視覺的東西很容易阻礙歷史的脈絡，形象壓倒了結構，其實這是最危險的地方。事實上，形象是應該放在結構里面的，如果一開始就淹沒在圖形里面，將來是很難拔出來的，因為沒有一個歷史框架，滿腦子就是一個個圖形，就會導致把圖形拼來拼去的惡性循環。
三、建構自己的研究模型
作為史論的研究人員，在研究歷史時，無論是中國工藝史，還是西方設計史，首先要搭建一個歷史模型。專業不同，側重點自然不一樣，有的重視中國的文化，有的重視西方的文化，但是歷史框架的建構是同樣重要的。這個大的構架就是人類5000年的歷史發生了什么樣的演變，而對于這個演變的研究，我們有什么樣的基本態度和理想，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認為對歷史的研究就是要準確地反映歷史，重現歷史，我覺得這是誤區。作為成年人，我們自己也經歷了幾十年的歷史了，知道歷史是無法重現的。即使是自己的童年，也無法完全重現，有大量的東西被遺忘，能夠記憶的只是些重大事件，而不可能是完整的過程。西方新視覺派認為，對于過去發生的事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現，這是個根本。比如，想重新描繪一張1900年左右的北京圖畫，菜市口、大柵欄、燈市口……這些重要的地點你會記得住，這些是框架。不同的人，對北京有不同了解，會記住不同的框架，但沒有人能夠準確地、巨細無遺地完全復原當年的北京，那是不可能的。
要建立自己的框架，首先要參閱百家觀點，看看不同的人對這段歷史是如何理解的。如果沒有充分的基礎，這個歷史模型也是做不好的。盡可能多地占有史料，在現有的史料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歷史模型，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對于各專業史及理論研究也都具有普遍意義。當然，我們做的是設計史學而不是考證學，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歷史模型之后，我們更要思考模型后面的問題，否則就變成了一個猥瑣的考證者了。誠然，建立自己的歷史模型，是件很主觀的事情，然而，無須害怕主觀，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客觀地反映歷史，總有他個人的觀點、好惡、以至愛憎在左右著他。所以主觀并不可怕，只是必須力求確立一個比較可信的主觀框架就是了。
我一直認為，研究模型的建構，首先要基于對歷史的宏觀了解，然后選擇一些自己所感興趣的片段進行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史料，最后才能建立自己的歷史模型。這個模型不是狹義的、孤立的專業模型，而是對于歷史的泛義認識。
有人認為，把歷史剪裁成自己模型的構件，拿著個人的框架來研究歷史，就會不客觀。首先我要聲明，建構自己的歷史框架，只是我的一家之言，雖然也有不少歷史研究人員采用這種方法，但我并不認為這是個必須“放之四海”的“真理”，不過我自己在實踐中覺得很好用就是了。何況，就我們每個人不算太長的歷史經驗而言，歷史根本就沒法完全客觀。即便對于重要的歷史事件以及歷史人物，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評論背景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說法。學歷史一定會講古羅馬史，講了幾千年，直到現在對古羅馬的解釋也還是存在不一樣的。所以無論是做中國傳統紋樣還是西方設計史研究，首要的一點是要清晰地知道歷史上發生過什么重大事件；第二是必須有自己的模型，而且模型一定要很清楚。當然這個模型不能違背歷史，不能捏造歷史。包豪斯的歷史，僅包豪斯檔案館出版的歷史就有許多，浩如煙海的資料，單單是保爾·克利的個人日記就有很大一摞，康定斯基寫了許多日記，這些東西總要有取舍，怎么取舍就靠歷史模型，而模型建構的基礎就是對于歷史整體框架非常嫻熟的掌握。
對于研究生來說，建立一個自己的研究模型，是個挑戰。靠老師教是教不出來的，要靠自己花時間把歷史的大框架搞清楚。在當學生的時候，還在學習過程中，未必能建立自己的歷史框架，但到獨當一面，從事研究的時候，這就很有必要了。
四、理論和實踐互為依托
就設計類專業而言，脫離理論的實踐，或脫離實踐的理論都是荒謬的。設計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專業，專業本身的這一特質，決定了其理論和實踐互為依托的關系。
做設計不懂得理論，最終只能淪為匠人。因為沒有能力從專業歷史和理論中獲得升華的力量，就無法從他人那里獲得超越自身智慧的能力，難免最終墮入平庸。一個人專業水平的成長，需要不斷吸收前人、他人的精華為己所用，也就是像牛頓說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遠。如果在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礎上，再加上自己的才能和創造，這便是我們作為專業人士生存的價值。而前人與他人的智慧，就在專業歷史與理論中。
如果只懂得專業理論而不懂得具體的設計，這難免有紙上談兵、隔靴搔癢之嫌。設計的理論，無一不是和具體的專業設計相聯系，不懂具體的設計而只會夸夸其談所謂的理論，這樣的理論往往太過空泛，很難有針對性，很難有具體的指導意義及價值，難以給當下的專業狀態以正確的評價，更不能奢望它能給專業的發展指明未來的方向。
有的人長于理論而短于設計，而有的人長于設計而短于理論。這并不重要，絕對的均衡是不可能的，關鍵是不能偏廢。設計實踐和理論本來就是互相依托，互相促進發展而來的。在技術和人文學科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脫離設計實踐的理論和脫離理論的設計實踐都很難獨立存在。
五、關于學術營養問題
設計類專業是要求營養比較充分的一個專業。有些專業比較單純，比如數學，但是設計是一個邊緣性學科，從汽車到服裝、到建筑、到平面，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作為設計史論的研究人員特別要注意學術養分的補充。在知識的吸取上，千萬不要使自己過多地受到專業的限制和單一研究方法的限制。既要有一個主攻的方向和慣用的方法，但是同時也要對其它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始終保持興趣。因為設計是一個綜合文化，不是單一文化。對于其它學科及專業的涉獵、學習，目的在于要讓自己能夠立體地而不是平面地了解設計，有了一個立體化的文化視野，才能在知識的海洋里面建造一個立體的空間。
一代國學大師傅斯年留學海外七年，可以說學貫中西。他在1928年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了學科進步與否的三個標準，其三便是：“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做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可見學術營養問題早就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
再說到包豪斯，所有中國寫的書都只注意什么人到包豪斯講學，但都沒有注意到：曾經來包豪斯訪問過的貝拉·巴托克（Bela Bartock）是一位大音樂家 ；而保爾.·克利（Paul Klee）首先是個哲學家，其次才是一個畫家，他甚至并不是一位設計師。這表明，歷代的大師都很注意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
我們現在身處信息時代，如果還將自己封閉在研究專題的狹小領域里，時間長了，一定會嚴重學術營養不良。如何利用現代科技工具，補充學術營養，是自己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
上面說到的五個方面，其實也是老生常談了，不過是自己長年工作中的一點積累而已。理論其實就是這么一個東西：紙上談兵容易，要用來指導實際工作就困難。希望能夠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就好了。
王受之
2007年9月28日夜于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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